莫言的生命哲学与性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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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生命哲学与性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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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篇题为《超越故乡》的不短的文章中,作家莫言力图向人们解说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小说家与故乡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小说家创造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故乡的关系。”
  这自然是个有深度内涵的好问题,它涉及作家个性及其创作个性的生成与有机结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真实时空中存在的作家故乡,其特质总会成为作家的文本因素,或隐或显地存活在作家的艺术世界中。莫言强调作家对故乡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想象,文中他深情言及的故乡要素包括:“故乡的人物”、“故乡的传说”,还有——“故乡的风景”。
  在我看来,进入小说文本中的风景,具有如许特征:一、背景性,即它通常构成小说人物生存的景况因素;二、具象性,它总是以具体实物的形式存活在特定的时空中;三、想象性,即文学文本中的风景总是超脱了实况拘囿,它是作家想象的造物;四、隐喻性,即其总具有某种或某些内在的蕴涵,是创作者主体精神世界的一种“密码”或曰“隐语”。
  假若有人向莫言提问:“你最喜欢的风景实物是什么?”我猜想他一定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高粱!”
  这个答复其实是不言而喻的。莫言,他从那片高粱地里走来,走上了当代中国文坛;他与作为故乡风景实物的高粱之间,流通着某种近乎神秘的情感密语,具有深潜的精神关联。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动情地说:
  “我不可能把我的人物放到甘蔗林里去,我只能把我的人物放到高粱地里。因为我很多次地经历过高粱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我闭着眼睛就能想到高粱是怎样一天天长成的。我不但知道高粱的味道,甚至知道高粱的思想。”
  ——这最后一句,道尽了莫言与故乡高粱之间的心神交流与共通。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高粱超越了作为植物的纯物质属性;大地上生长的这一普通物种,被莫言的文学想象提升为某种生命品格象征:“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植物高粱的一种提取物便是——酒。作为历史悠久、香飘千年的著名饮料,酒早就成为人类文学书写的对象,人们在《诗经》中品咂其粘稠、醇厚,在《荷马史诗》中感受其浓郁、刚劲。酒无疑是农业文明的伟大遗产,它流淌在人类文化漫长路途中,犹如不羁的精灵。“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流传久远的文学美谈;在我看来,酒与诗的亲密交融既造就了“诗仙”李白高迈俊逸的生命样态,也提炼出某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从而使勾心斗角的沉闷、阴暗历史豁开一道裂缺,迸射进美学的灼灼光华。“魏晋风度与酒”的历史传说,却将醇醇酒香与心灵苦楚调制出人生的酸甜苦辣,那些当事人百感交集的生命体验,令后来的一代代人也不由自主地百感交集。“举杯消愁”,是古典诗文中士大夫的族群表象;“大碗喝酒”,则是旧小说里江湖盗贼的行为常态——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古典文学书写酒的两种基本模态。
  而在莫言的文学叙述中,从植物高粱提取的酒,它是高粱的精华,更是一种精神的具象象征,昭示着刚烈不屈的精魂。酒作为特殊液体物质,其强劲个性被莫言赋予某种人生蕴涵:它既不是古典士大夫潦倒失意时消愁解忧的“杯中物”,也有别于旧小说里江湖盗贼颟顸情状的行为表征。《红高粱》主角之一余占鳌“余司令”,其身浸染匪性特征——但莫言叙述并不对此强调,他突出表现的是其大爱大恨、敢作敢为的气质,是其在特殊历史境况下成为“抗日英雄”的历程。余占鳌降伏剪径强人,并以“七点梅花枪”独自灭绝花脖子匪帮——莫言以这样的情节设计将余占鳌与“纯种”土匪区别开来。
  由此,《红高粱》中的酒及“大碗喝酒”的人物举止,便被剥离了旧小说中匪性表现的意味。而我们应继续追问的是:《红高粱》中酒的蕴涵,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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