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捕鲸机制及其变迁研究

论文核心提示:

国际捕鲸机制(主要是指《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及其修正案等相关的制度安排)是国际社会对国际捕鲸活动管制的主要国际规定。本文首先对这一机制从“捕鲸者俱乐部”到“反捕鲸者俱乐部”的变迁进行历史性考察,然后分析影响国际捕鲸机制变迁的主要因素,最后分析国际捕鲸机制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国际捕鲸机制;捕鲸者俱乐部;反捕鲸者俱乐部;环境政治

鲸是最早被人类过度开发的海洋物种。据资料记载,公元9世纪挪威人就开始在沿海捕鲸(Andresen,2002:381)。捕鲸的技术条件尤其是捕鲸炮及捕鲸加工船的使用加快了对鲸的捕捞,从而引发“公地的悲剧”,国际社会对捕鲸活动进行管制势在必行。
  
  一、捕鲸的国际管制历程
  
  最早对捕鲸活动的管制是沿岸国对其近海的捕鲸活动进行单边的管制。例如1821年俄国政府禁止外国政府进入白令海进行捕鲸;挪威也在1880年通过10年禁止在近海捕鲸的法令,随后在1896年对所有捕鲸船进行注册并发放许可证;丹麦在1913年出台禁止在其沿海捕鲸的规定;英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也对其附近的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和赫布里底群岛(the Hebrides)周边海域的捕鲸活动进行限制并于1906年颁发了在南大洋及其附属领域捕鲸的禁令。1929年,挪威通过了《挪威捕鲸法案》,对公海捕鲸进行管制。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鲸油大量充斥国际市场而导致价格的下降,为维持相当的利润,捕鲸公司之间开始达成协议,对捕鲸活动进行管制以适当控制鲸油的供应。“捕鲸行业协会”达成协议,对下一捕鲸季的捕捞总量进行限制以避免再次出现鲸油的过量供应(Cherfas,1989:110)。
  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对捕鲸活动进行管制最早是美国、英国、丹麦、冰岛、挪威等26国在1931年签订的《日内瓦捕鲸管制公约》。由于英国迟迟不肯批准该公约,致使公约于1935年才生效。公约的适应范围包括公海和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一切水域,但只适用于须鲸,对原住民捕鲸不加限制。公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几个捕鲸大国如德国、日本都没有参加,另外公约对南大洋的捕鲸活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为进一步对国际捕鲸活动进行管制,主要捕鲸国1937年在伦敦签署《捕鲸管理国际协定》,协定对一些衰退的种群如露脊鲸和灰鲸提供完全的保护,对于蓝鲸、座头鲸、抹香鲸的最低可捕体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禁止捕杀伴有幼鲸的母鲸。南极附近海域捕鲸季节为从每年12月到次年3月,南纬40度以北海域不对加工船开放。二战后,由于许多捕鲸船遭到战争的破坏,捕鲸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有所缓解,从而为确定捕鲸总量的限额提供了可能。1944和1945年,7个捕鲸国聚首伦敦,对1937年的《捕鲸管理国际协定》进行修订,并通过《捕鲸管理国际协定议定书》。议定书重申战前关于捕鲸的国际协定仍然有效,并根据30年代鲸油的产出量对捕鲸总量规定限额,具体以蓝鲸的出油量为单位,1蓝鲸=2鲳鲸=2.5座头鲸=6小鲳鲸。基于此,规定1946~1947年南极捕鲸期的捕捞量为16000蓝鲸单位(Gillespie,2005:4)
  二战后捕鲸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恢复,传统的捕鲸国以及新兴的捕鲸国都加入到这一行列,因此,设立一套固定的管理制度对捕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势在必行。1946年秋,美国等15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CRW)并于1948年生效。在这一公约的基础上,1948年成立了负责保护鲸类以及管理捕鲸行业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因为其主旨是“谋求适当地保护鲸类并能使捕鲸渔业有序地发展”①,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生物保护公约,而是一个旨在规范捕鲸的开发性公约。这一公约至今有效,管理国际社会的捕鲸活动。公约附件规定了两种免除义务的可能:公约第8条规定缔约国政府可以为科学研究向其国民颁发捕杀和加工鲸的特别许可证,公约没有规定颁发许可证的数量和条件,而是由缔约国政府自行决定;另一个免除义务的规定是公约允许原住民继续捕鲸以获取食物,这为后来一些国家以科学的名义和以原住民的需求为由继续捕鲸提供了借口。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自生效起至20世纪70年代前,从对鲸类保护的角度看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公约的签署国主要都是捕鲸国,国家签署这一公约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从捕鲸业中获取可持续的经济利益,这一时期的捕鲸委员会被称为“捕鲸者俱乐部”。公约虽然对可捕鲸类的总数和一些种类进行了规定,但并没有对各个国家捕鲸的数量加以限制,从而引发捕鲸国之间的竞争,这一竞争被戏称为“捕鲸奥运会”,捕鲸国争相投资更大的捕鲸船以在限额总量达到之前自己捕获更多的鲸。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随着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人们的环境意识明显提高,这也体现在对鲸的保护方面。197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重新确立了限额标准,由对各种鲸类的限额取代蓝鲸单位,并且实施国际监察计划,捕鲸国之间相互派驻观察员,以监督捕鲸活动的具体情况,一些传统的非捕鲸国也参加了这一计划。1974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了旨在以各个种类为基础管理鲸捕获量的“新管理程序”,这一程序的基础是最大可持续产出,它根据各种鲸类在符合最大持续产出的水平上将其分为几个类别,确定了可捕种类和保护种类。这一程序在理论上很有吸引力,但是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各种鲸类最大可持续产出的确定非常困难。80年代初国际捕鲸委员会所属的科学委员会也认为有效实施这一程序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新的程序来对捕鲸加以规范。
  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在第34届大会上通过了1985~1986年度暂停商业捕鲸的决定,这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鲸类保护的关注日益上升和加强。1985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明确宣布终止某些鲸类的商业性猎捕,特别是蓝鲸、灰鲸和一角鲸;宣布印度洋为鲸类庇护区,禁止任何的捕鲸活动。随后,又通过了禁止猎捕一切鲸类的决定,直到1990年由委员会重新审查鲸类的情况。商业捕鲸禁令在后来几经延长,至今仍然有效。自国际捕鲸禁令通过并生效以来,国际捕鲸委员会俨然变成了“国际反捕鲸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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