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移民对陕南居民构成及地域文化的影响

论文核心提示:

 [摘 要]清朝前期之际的川陕大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居民构成,各地的方志和文献以及地方保存的碑文均反映了这一变化详情。移民也带来了迁出地的特色文化,它与原有的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衍生了现在陕南地区特有的特色地域文化。   [关键词]陕南;移民;地方志;构成;地域文化

  [摘 要]清朝前期之际的川陕大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居民构成,各地的方志和文献以及地方保存的碑文均反映了这一变化详情。移民也带来了迁出地的特色文化,它与原有的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衍生了现在陕南地区特有的特色地域文化。
  [关键词]陕南;移民;地方志;构成;地域文化
  陕南地区即地理上泛指的川陕楚交边的秦岭—大巴山区,是历史上主要的流移人口集聚地之一。
  明末,陕南的人口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即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军的反复兵燹之后损失殆尽,其地域人口、文化也遭到严重损伤。严如熤(嘉庆时的汉中知府)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北、川东风土与汉南相近,自明以来,荆襄流民即聚此数郡之间。明末遭张献忠杀戮之惨,遗民所存无几。承平既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广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连,易于搬移也。”[1]汉南即现在的陕南地区。
  为了充实和发展这一区域,清朝建立不久,就考虑向此地移民事宜。另外导致移民的原因是湖广一带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当时任定远厅同知的马允刚(定远厅地处大巴山区,属汉中府,乃分西乡县之地设置)说:“自高宗乾隆三十年后,川、湖、两广生齿日繁,人稠地窄,来南山开种者日益众,”[2]这也符合那是中国真正处于一个人口增长高峰的实际。
  再一个原因是自然灾害及饥荒因素,在向陕南移民中,因灾荒迁移者占很大比例,诸多相关记载都提到了灾荒因素。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名学者、乾隆年间长期巡抚陕西的毕沅奏请将兴安州升为府,奏折中说:“(兴安所在山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3]地方志亦载:“乾隆初,中干山南老林未开,土地荒芜。及四十三、四等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祲,小民流徙,络绎前来,多散布于山谷间,渐次开垦,安然乐业,遂成土著。”[4]
  基于上述原因,清王朝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一般称为“川陕大移民”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陕南、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
  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贯穿于川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秦巴山区,尤其是以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为主体、涉及其周边地区的广袤山地是明清两代大移民的重要地区”[5]日以千众的数目流入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度使陕南各地的人口骤增。随着各地大批移民的流入,不仅为陕南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技术,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方言语音、风土与民情,以及各地的民间艺术,为陕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如此规模的移民,必然对陕南当地的居民构成产生重大影响。严如熤论及清代嘉道时期陕南人口的土客结构时说:“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6]也就是说,客籍大概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八以上。严如熤长期任职陕南,而且十分重视地方社会经济、民情民风的调查研究,其所说应当反映当时的实情。由此可以推论,移民约占当地居民是80%左右。
  以山阳县的变化为例,何树滋(湖北钟祥人,乾隆晚期先后在雒南、山阳等地任知县)《修惠士田序》云:“数十年以前,居民无几,地方闲空。自乾隆三十年以来,生齿繁多,城内城外人烟稠密……”[7]。
  类似于山阳县在陕南不少地方出现。在紫阳县,乾隆中期就因流移大量进入,甚至发生众多的土客纠纷,时人有“紫阳地方,山深境僻,籍混人多,认地开荒,欺扰土著,逞刁健讼,遇事风生”之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在任的县令张志超即以有效调处土客关系而政绩显著。他认为“一邑之荒地渐开,四方之穷民攸赖,况兹扶老携幼,移家就食,土人固虞其欺扰,而有司何忍其流离?”[8]
  至于移民中落户于陕南的省籍构成,近来有过不同说法,但总体认定以荆楚来的移民为主。我们再以陕南一些地方志和搜集的碑文为例,予以佐证。
  综合陕南人口籍贯姓氏统计,在所收集的81个籍贯姓氏族姓中,来自两湖者有54个族姓,其中明确为湖北者36个族姓;明确为湖南者14个族姓,无法分南北者4个族姓。其余来自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地。显然,来自湖广的移民占了主要比例。前引严如熤关于陕南人口土客结构的分析,即可作为移民迁出地分布的参考:“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来自两湖的移民在这其中应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当然这些移民具体分布到陕南各个县其迁出地分布就有一定差别,地方志等文献记载可以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在雒南,知县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有:“卑职节奉宪檄:准部咨将境内两湖人民开垦山地已成段落共若干,查明分则升科”之语,直接称开垦山地者为“两湖人民”而不言其他省区,可见自两湖来者数量之多,当在雒南县“开垦山地者”中占据绝大多数,这与陕南总的情况吻合。清末的学者对这种情况论及的也很清楚,《洵阳县乡土志》云:“邑值鼎革以后,居民寥落,土地荒芜,五方之迁居者,楚郧为多,西安府属次之。楚人多耕种,西安府属之人多为商。”[9]我们再以紫阳县的情况为例,据清代紫阳大南铺户口册(残)统计:著录的户主33人中,仅一户原籍本县,其余32户,原籍湖北者15,原籍湖南者7,原籍四川者8,原籍江西者2,仍以来自二湖者占绝对多数。[10]
  另据:清代同治年间紫阳县署部分诉讼案卷著录,涉及原、被告120人中,籍贯本县者29人,其余鄂省36人,湘省24人,川省16人,赣省6人,其它诸省各6人。其中,紫阳籍贯本县者应是较早的客籍人。[11]
  通过近世的碑石解读,我们同样能获得移民来源的相关信息。如安康吴氏,世居楚省,“遇元末楚乱,(吴志通)携子侄八人道高、道让、道宣、道忠、道惠、道纲、道清、道明逃至金州胥窝□□□□□葬坟琉璃湾之中。”[12]吴氏很快子孙日繁,以致旧地不能容,相率向外移居。又如汉阴涧池王氏,一开始就联络或组织较多的同族一起迁移。“祖籍衡南,乾隆初年,曾祖昆季十余人自楚来陕,卜居治城东路涧池铺。耕读治家,勤俭励己,因而门户渐兴,子孙繁盛。”[13]一种情况如白河县卡子乡东坝黄氏,黄氏约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鄂东南迁居陕南,由于当时东坝一带仅有前明居民徐氏一家,且“洪荒甫辟,地土肥美”,故很快就立足下来同宗族之数家分别从英山、大冶等地迁来,聚族而居。《东坝黄氏祠堂碑》载:“时依附担簦者,本房玉愚公裔存仁公携子孙自英山来;闻风景从者,嫡堂兄存谟公同庄门泽本公□□□□自大冶来。东坝境内,仅前明徐氏一家外,概归黄氏。存仁公之德溥矣哉。”[14]白河县移民东坝黄氏知县梁以檀曾赞赏当地黄氏取得的科举功名说:“……昔为楚北名儒,今作汉南高士。因撰楹联以贻之。”[15]兴安唐氏原籍湖广麻城,据说明代成化年间迁居兴安,族人众多,广布于安康、紫阳、西乡诸州县。南郑谭氏于清朝初年自湖北迁居南郑,先居府城北郊,随即迁居龙江乡谭家堰村光绪十九年(1893年)南郑《谭氏新建祠堂碑记》及《谭氏宗祠章程碑》[16]对谭氏建祠收族,对其来源作了明确说明。其它如汉阴厅涧池铺王氏、汉中南郑县天台山王氏、紫阳县唐氏等等均可在其宗族碑文中查明他们的祖籍在两胡一带。

  移民的大量迁入,必然要有相应的管理。由于比以前州县管理的人口大幅增加,陕南有些地方就在原有县制的基础上,升格设府治理。例如安康在1782年(乾隆48年)改设兴安府,以适应新的变化需要。
  随着居民的外来化,陕南的地域文化必然相应发生变化,由于移民以湖北。湖南为主,所以荆楚文化也就主导了这一区域,尤其是靠近荆楚的安康表现的尤为明显。这些外来居民也将其原住地文化带来,吸收当地的一些文化因子,深刻锻造着一种新的文化,并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移民带来了他们原住地(对陕南来说主要是湖南湖北)的文化并移植于陕南,两三百年来,已深深的改变了陕南文化,表现出新特点。既有楚调,也有秦音,陕南文化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艺术特征。再加上秦楚两地文化流入后,又多与秦巴山区故有的民间艺术——即各地的山歌、野调相结合而发生的种种变异,也更加增强了陕南地(下转第22页)(上接第19页)区戏剧文化的地域特色,但又与秦楚两地的文化不同。凭借秦楚两地文化的www.21cnlunwen.com传入融合而成的独有特征。
  “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都深刻影响了陕南人的文化人格。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关心垦荒、攻伐、农事等对国计民生有利害关系的事,较少注意仁义礼乐。巴蜀文化留意饮食,注重享受,在醇厚的酒香中载歌载舞。楚文化追求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自由,它给予陕南人文化心理、文化人格以深刻的影响。”[17]
  现今的陕南地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异彩纷呈,是可利用的一大优势。同时其文化主流稳定性的特点不强也影响着它进一步的发展。认识了这样的特点,对新时期陕南的文化定位和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清)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陕西通志馆印.
  [2]马允刚.川湖会馆记.见光绪《定远厅志》卷二五《艺文》.
  [3](清)毕沅.兴安升府奏疏.乾隆《兴安府志》卷二五《艺文》.
  [4]光绪.雒南县乡土志·人类.
  [5]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1998:18.
  [6](清)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陕西通志馆印.
  [7](清)何树滋.修惠士田序.嘉庆《山阳县志》卷四《学校》.故宫珍本丛书第80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
  [8]邑令张志超复禀毕中丞饬查寄籍讼棍匪类由.见光绪《紫阳县志》卷一.《邑侯张公德政碑记》,《紫阳县志》卷一《地理·险要》.
  [9]洵阳县乡土志·卷三·人类.国图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
  [10]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紫阳县志.三秦出版社,1989:215—216.
  [11]嘉庆.山阳县志·卷六《田赋》.
  [12]宣统三年(l911年)立石《李氏祖茔碑》.李启良等《安康碑版钩沉:479—480.
  [13]涧池王氏后裔请鉴祀典词碑.张沛,安康碑石:234—235页.
  [14]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147—148.
  [15]陈显远.汉中碑石:349—351.
  [16]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368—371.
  [17]王建科.陕南人的文化人格流变.西北大学出版社:汉水文化研究集刊(二):48.
  基金项目:本文是安康学院院级科技计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AYPYRW08)。
  作者简介:尹行创(1967—),男。陕西安康人。主要从事近现代历史的教学及地方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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