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佑使宋与丽宋使者往来规模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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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李兴佑使宋的史料,中韩两方面共有七条,分别来自《宋史·太祖本纪》、《宋史·高丽传》、《高丽史》、《宋史全文》、《玉海》、《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其内容简繁不一,但大体相同,可见李兴佑实有其人,使宋之行确有其事。其具体史料如下:

  一、李兴佑及其使宋史料考辩
  关于李兴佑使宋的史料,中韩两方面共有七条,分别来自《宋史·太祖本纪》、《宋史·高丽传》、《高丽史》、《宋史全文》、《玉海》、《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其内容简繁不一,但大体相同,可见李兴佑实有其人,使宋之行确有其事。其具体史料如下:
  《高丽史·卷二》:“冬,遣广平侍郎李兴佑等如宋贡方物。”
  《宋史·高丽传》:“十月,昭遣其广评侍郎李兴佑、副使李励希、判官等来朝贡”。
  《宋史·太祖本纪》“建隆三年十一月丙子,高丽国遣李兴佑等来朝。”
  《玉海·卷一五四》:“建隆三年十月,高丽李兴佑等使宋,贡方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史全文·卷一》内容相同,皆曰:“十一月丙子,三佛齐国王释利耶、高丽国王昭并遣使来贡方物。”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十二月二十三日,高丽国王昭遣使广评侍郎李兴佑等来贡方物。”
  通观以上史料,不难看出,关于李兴佑使宋在整体内容上大致相同,但有些具体细节上略有出入。主要体现在其出使时间和李兴佑在高丽官职方面。
  (一)李兴佑的级别与身份考辩
  李兴佑在《高丽史》中并未立传,所以其人及家世已难以考证。但从该使的官职可以看出其作为出使宋朝的使节级别是很高的。据《高丽史》载“高丽太祖开国之初,参用新罗、泰封之制,设官分职,以谐庶务然其官号或杂方言盖草创未暇革也。二年,立三省、六尚书、九寺六卫,略仿唐制。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内有省、部、台、院、寺、司、馆、局;外有牧、府、州、县。官有常守,位有定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大备。文宗睿宗虽少加增损大抵皆袭成宗之旧子孙有所遵守。”(1)通过这段史料可以看出,高丽在建国初期,王建根据新罗、泰封,并参照中原(主要是唐)典章制度,为其草创之国建立了初步的中央机构。这一时期,高丽在中央设置内议、广评和内奉省三省,其中以广评省(2)地位最高,下辖选官、军事、刑罚、礼仪、工程六管,是高丽王朝的政治中枢。而广评侍郎则是广评省的一个官职。其在广评省的具体职责,据《高丽史》载“冬十月庚申以守义刑台卿能律为广评侍郞,广评侍郞职预为内侍书记。”(3),由此可见,广评侍郎为“内侍书记”,属于皇帝近臣。又据《高丽史》记载:“丁酉,以珍阁省卿柳陟良当革命之际群僚仓卒散走独不离本省,所典仓库无所亡失,特授广评侍郞。”(4)由此可见,该官职在选拔和任用时都非常审慎,大多会选品质高洁、恪尽职守,能力较强的人任用。
  关于广评侍郎的官阶,据《高丽史》载“癸巳广评侍郞荀弼病免,以兵部卿列评代之。”由此可见,其官阶应该在兵部卿之上。又参唐代官职,尚书省下设六部,各部部主事称尚书,副主事称侍郎,部下设司,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如前文所述高丽设官多参考唐代官制,因此,广评侍郎一职在高丽初期应属广评省副主事。
  再据《高丽史》载:“(王建)丙申谕群臣曰:‘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因而侵掠边邑为害大矣。宜徙民实之,以固藩屏,为百世之利。’遂为大都护遣堂弟式廉、广评侍郞列评守之。”(5)此段史料则说明广评侍郎虽为内职官员,但有时也会外放为官,委以要职。镇守平壤对于高丽初期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王建北进设想的关键一步。(6)事实上,广评省本就下辖礼部,而礼部则是主司祭祀、外交、科举等职。因此,广评侍郎应有专属外交之职者。他们主要负责对外交往、媾和、接待之职。在高丽史中关于广评侍郎参与外交者多有记载:如高丽太祖元年“遣广评侍郞韩玄珪、礼宾卿金廉如晋告嗣位、遂贺破契丹”(7);同年“甄萱遣一吉粲闵合来贺(太祖)即位”(8),王建同样也是“命广评侍郞韩申一等迎于甘弥县”(9);太祖三年曾“遣广评侍郞徐逢如(后)周献方物”;“遣广评侍郞荀质如(后)周贺即位。”(10)通过上述外交记录可以看出,在高丽初期,广评侍郞对于外交事件多有参与,尤其在出使中原王朝时多用此职人员。
  简而言之,从李兴佑的身份上来看,高丽遣其如宋朝贡,是高丽初期既定的对中原政权采取事大外交策略的直接延续。这也可以说明高丽在宋建国伊始,便在策略上倾向于与之建立朝贡册封关系。
  (二)李兴佑使宋时间考辩
  李兴佑使宋,在丽宋双方在时间记载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宋史·高丽传》和《玉海·卷一五四》均记载为建隆三年十月;《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史全文·卷一》等均记载为建隆三年十一月丙子;《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记载为建隆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丽史·卷二》在时间记载上比较模糊,为建隆三年冬。笔者以为,采《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史全文·卷一》三则史料记载较为可信,其具体时间应该为建隆三年十一月丙子日(高丽光宗,十三年;辽穆宗,应历十二年,农历十月初六日,公元962年11月5日)。一方面,本纪作为记载帝王生平史实的记录,一般在撰写过程中相对较为严肃,史料的真实性更高,而且该记载精确到了具体的时间,撰写者应有具体实录为证,而其它史料则可做侧面印证。而这个具体的时间应为李兴佑朝觐宋太祖的具体时间。而对于这些记录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月份相异可以理解为“十月为李兴佑等始发之期,十一月为至东京之时,十二月为朝见之时。”(11)笔者以为这种推断从表面上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三者时间相差三个月,从丽宋交流的行程安排上恐难以经得起推敲,笔误或以讹传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二、高丽与北宋之间的使者往来的规模及特点
  通过考察李兴佑使宋及其史料,我们还可以由此观察高丽与北宋之间的使者往来的规模及特点。
  丽宋朝贡册封关系持续了近30年时间,直到993年契丹萧宁逊率“80万”大军侵高丽,面对辽强大的军事压力,高丽只得向辽称臣纳贡,第一次中断了对宋的朝。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高丽奉行宋之年号,二者确立了较为明确的朝贡册封关系。从目的上来看,高丽寄希望于宋之强大,在北方征伐可以取得全胜,恢复汉唐旧壤。彼时,高丽则可以藉此实现其北进梦想。因此,这一时期丽宋关系的政治军事意义远远大于商贸文化意义。通过对这一时期的丽宋交往史料系统考证(12),即将丽宋朝贡册封体制下近三十年(962—993)的各类史料进行统一的梳理,便可以看出丽宋这一时期交流的特点。在此为了便于更加清晰的研究,本文又专门以时间为轴线,以具体事件简述为主题,以出使主体(高丽或宋)及出使性质为备注,加以简化,便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这一时期丽宋交往的基本特点。现列简表(见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丽宋在这一时期的交往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交往具有双向性,往来极为频繁。在短短的30年间,二者相关交涉达30余次,其中高丽赴宋朝贡及相关交涉达19次,宋赴高丽册封及相关交涉达12次(含宴请高丽使节),而关于文化交流的只有5次,其中四次与入宋留学生有关,而一次则是宋书商赴高丽的活动。由此不难发现,在这种较为频繁的交往中,朝贡册封及其政治性相关活动,是双方交流的主旋律,而文化交流则相对居于次要地位。
  第二,从往来使者的身份来看,以官方往来为主,使节官职级别较高,如高丽的广平侍郎李兴佑、大丞内奉令王辂、内议侍郎徐熙,甚至还有高丽王子王元辅等,这些都是高丽的中枢机构的内侍高官;而宋所派遣时曦、左司御副于延超、司农寺丞徐昭文等也都是内奉官员,级别不低。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丽宋双方都会对成功完成出使任务的使臣予以加官进爵,如时曦就因出使高丽而“迁左骁卫大将军,护秦州屯兵”。有时宋在册封高丽王时,也会同时册封高丽使者,如内议侍郎徐熙就曾“授熙检校兵部尚书”,而且其“副使内奉卿崔业检校司农卿兼御史大夫、判官广评侍郎康礼检校少府少监、录事广评员外郎刘隐检校尚书金部郎中,并赐官诰。”
  第三,丽宋这时期的外交关系具有典型的朝贡册封特征。一方面在高丽而言其接受了宋的册封,且主动奉行宋之年号,这是朝贡册封关系建立的首要标志,也是朝贡册封关系的最基础;另一方,在这一时期,高丽王在未经过宋册封时,并不确认称王,而称为“权高丽国事”(13),在收到宋廷册封之后,才确认称王。宋太宗在继承王位之后,也会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对高丽王进行加封。而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丽宋朝贡册封交往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册命诏书、官诰等文献,这是前代所未见的。而这些诏书、官诰也是丽宋贡封关系的珍贵文献。
  第四,高丽人在宋考中科举者可入朝为官,其子嗣亦可得到恩荫。史载:“十一月丁丑(六日) ,知安州、侍御史李范上言:‘故殿中,通判州事金行成,本高丽人宾贡,举进士中第。高丽国王表乏放还,行成自以筮仕中朝,思有以报,不愿归本国,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之,恨禄养弗及,命画工图其像,置于正寝。行成与妻更屈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尝少懈。行成疾且革,召臣及州官数人至其卧内,泣且言曰:“外国人仕中朝为五品官,佑郡政,被病且死,无以报主恩,瞑目于泉下,亦有余恨。二子宗敏、宗讷皆幼,家素贫,无他亲可依,行委沟壑矣。”行成既死,其妻誓不嫁,养二子,织履以自给。臣窃哀之。’诏www.21cnlunwen.com以宗敏为太庙斋即,礼部即以收补,俾安州月以钱三千、米五石给其家,长吏常岁对存问,无令失所。”(14)《宋史·高丽传》记此事略同,唯“殿中”作“殿中丞”,妻为“史氏”稍异。可见其人其事确实有之。这也是丽宋朝贡册封体系深度建立的一种侧面体现。
  第五,在丽宋交流过程中,高丽始终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若将文化交流中金形成入贡一事也纳入其中,则丽宋这一时期的三十六次交流中共有二十余次都是高丽主动前往宋朝的。这与丽宋两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有着较为深刻的渊(下转第13页)(上接第10页)源。事实上纵观整个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中原王朝始终都处于外交的被动地位,即中原皇帝始终坐南朝北地欢迎外来使节的朝贡,以显示自己的“威加海内”;而周边王朝则一方面为了寻求与中原大国结成朝贡册封关系以维护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很好地从中原“上国”的回赐中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以及文化满足,积极主动地与中原正统王朝保持密切交流。而丽宋关系也正是这种外交模式的一种延续。
  因此,从历史纵的方向来看,丽宋朝贡册封关系的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外交往来惯例的延续,而在二者的朝贡册封体系中,其军事目的与国家安全需求远高于文化需求。但通过其间的文化交流,及使者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与渴求,也可以看出文化心理认同是高丽人冒险涉海来华朝贡的实质性内动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对这一时期双方交流史料的考察,可以看出,在丽宋前30年的交往中,经济、文化利益尚居于次要地位。
  注释:
  (1)郑麟趾.高丽史·卷一[M].亚细亚文化社,1972。
  (2)高丽初期中央机构设三省(内议、广评、内奉)、六尚书(选官、兵官、民官、刑官、礼官、工官)、九寺等,后期设三省(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三司省)、六部(吏、兵、户、刑、礼、工部)、中枢院、御史台、国子监、大理寺、艺文馆等。中央机关的长官由国王任命文官担任,称为“文班”。全国有常备军15万人左右,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由二军六卫组成,约5万人,由大将军、上将军指挥;地方军队由各道节度使统辖。武职官员称为“武班”,与“文班”合称“两班”。
  (3)(4)(5)郑麟趾.高丽史[M].亚细亚文化社,1972. 卷一·太祖一。
  (6)关于王建的北进设想,后文详述。
  (7)(8)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太祖一[M].亚细亚文化社,1972。
  (9)(10)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太祖一[M].亚细亚文化社,1972。
  (11)李裕民.宋高丽关系史编年(一)[J].城市研究.1997年,第05期:第53页。
  (12)参见附表一:丽宋朝贡册封交往史料详表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M].中华书局.1995.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M].中华书局.1995。
  作者简介:高小红,本科、硕士毕业于延边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世界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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