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教化政策得失论

论文核心提示:

  [摘 要]建文帝朱允炆沿袭太祖“治国以教化为先”[1](选举制)的思想,实行“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1](刑法志)的教化政策。在位期间,他“敦尚礼乐,广厉教化之效与其时”[2](正编),对天下士民、宗室藩王及武将文臣的教化,主要蕴藏于“新政”之中。建文帝教化政策的得失,也部分影响其政治上的成败。   [关键词]建文帝;教化政策;教化对象;教化得失

  [摘 要]建文帝朱允炆沿袭太祖“治国以教化为先”[1](选举制)的思想,实行“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1](刑法志)的教化政策。在位期间,他“敦尚礼乐,广厉教化之效与其时”[2](正编),对天下士民、宗室藩王及武将文臣的教化,主要蕴藏于“新政”之中。建文帝教化政策的得失,也部分影响其政治上的成败。
  [关键词]建文帝;教化政策;教化对象;教化得失
  在封建社会,教化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逐渐改变人心及风气习俗,培养出合乎君主统治需要的忠臣、孝子和顺民,从而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作为封建帝王,对臣民的教化,何时用威、何时用德、何时用忍,这是需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心得体会。明二世朱允炆,秉承父祖功德,21岁就开始主宰庞大的明帝国。即位后,建文帝“务崇礼教”,欲以“仁义化民”、锐意文治,渴望恢复二帝三王之治世。本文依托建文新政和靖难之役,以教化对象为支撑,拟对其教化政策得失做一下粗浅探讨。建文帝教化政策从“得”的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泳文濡教、继袭皇明兴教化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及统治的实践中,鉴通往昔,立足当世,逐渐形成内涵丰富全面的教化思想。在教化的内容、途径和目的等方面,都有独特发展与创新。朱元璋通过教化实践,达到了收拢人心和导民善俗的目的,这对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重构统治秩序,有深远影响。
  在继承传统教化思想的基础上,朱元璋对教化理论发展做出了创新。第一,从教化内容方面看,太祖续袭传统,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把法律普及纳入教化范畴,有机结合二者,这使得明初教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教化效果更加显著。第二,从教化途径来看,朱元璋注意结合众多手段与途径,确立多种教化方式,如推行老人制度、旌表节义、发布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这些教化方式使得社会风气在短期内明显好转。第三,把教化目的融入学校教育实践。太祖紧密结合教化与学校教育,把学校看作“风化之源”。故此,朱元璋提出“教化以学校为本”[1],“坚持划一道德、端正人心、醇化风俗”[3],重视对臣民的教化,要求各级官吏参与、淳美教化要务。后人评述其教化成效曰:“皇明教化既孚,人心向善而风俗日归于厚矣。”[4](卷1)藉此,明初的教化能够循序渐进、并长期坚持不懈。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毫无疑问,建文帝是太祖教化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所谓“得才视昔有加。其为万世计。……辅成宽大之化。养育黎民。”[6](卷九)他首召“志存教化”[7](方先生小传)的方孝孺,开科取士。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帝命孝孺主试应天,录214人。建文二年(1400年),策试礼部贡士,得才110。洪武十七年确定的殿试规制,在洪武后期得到较好施行,建文帝仍会依例遵循。建文帝兴科举,不仅给读书人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而且利于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此外,他还下诏荐举优通文学雅士、并授官职。如此,在建文帝身边就聚集众多知名文士,方孝孺赞曰:“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7](京闱小录后序)
  所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8](孝经)建文帝欣然向往三代德政,是儒术治国思想的忠实信徒,他期望“海内沐浴淳德,泳文濡教”[2](正编),复兴德治教化,曾“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1](刑法志一;《春明梦余录》略同),倡导“齐民以礼”。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帝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勿夺农时,……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五世同居者,勘闻旌表。”[2](正编)建文帝“悉致群贤”,褒彰忠良守节之士,教化文士儒臣。如特授已故翰林待制王偉为翰林学士,赠谥号“忠文”。大明自开国以来,文臣有谥号自褘起。为宣扬德治,建文二年二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使其成为主要服务于教化的机构:“专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一时教化勃兴、民风敦厚、习端俗正,“士大夫崇尚礼仪”[9](卷12)、“志化几于三代”[9](卷12)。时国子监博士黄彦清,曾陈风俗于建文教化功绩曰:仁、礼、廉、德,颂帝“愈见盛德”[2](正编)。
  二、“归重左班”、忠骨丹心报君王
  建文初,天下臣民迫切需有一个宽和的政治环境。在即位诏书中,建文帝明确宣布要实行“维新之政”[2](正编)。建文元年(1399)二月,寿州训导刘亨上书:“文武并用,久长之术,六卿卑于五府,非所以视均,隆宜并为一品。”[2](正编)该奏书在大明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廷臣争论激烈。最终根据方孝孺建议,建文朝揭开了以提高文臣儒士的政治待遇为重心的官制改革序幕。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下诏更定官制。大体是: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位置六部侍郎之上;将地方文臣布政使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提高太仆寺、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建文皇帝改定官制、“归重左班”,预示将贯彻儒家“仁义礼乐化民”的教化思想,以矫正洪武“专意右武”之政风。
  建文帝提高文臣地位,任用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中枢机构,完善其文职化,为其日后文治奠定基础,易于实现“以礼治国、德教天下”的局面,有利于大明的长治久安。具体而言,建文帝委任“耻刑法而尊教化”的方孝孺为改革总设计师,挑选“天下第一好官”张紞为吏部尚书,把精熟儒家礼仪的陈迪提为礼部尚书,让谨精廉洁的王纯(浙江籍)出任户部尚书,这突破太祖所确立江浙人不得出任为户部官的祖制。此外,刑部尚书暴昭、大理寺卿胡闰及左右御史大夫景清与练子宁等文臣是建文朝司法、监察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清廉贞烈,掌握帝国的司法与监察,这对整顿官场风气,纠正冤假错案极其有益。依据“君职论”思想,建文君对臣工教化“必以正心为本”[7],这种“正心”、“正君”、“正臣”的新局面,营造了建文朝宽仁和怡的政治气候,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使士大夫们犹感阳春煦日。
  建文帝厚待士人、诚心教化,影响了一代士风。许多时录都存载建文教化的回报—“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史实明载,靖难后,大批文臣甘死如饴、为建文殉难,仅壬午殉难日就有15人,齐、黄、方、练等臣更是烈烈而死,继之还有永丰三烈(魏冕、邹瑾、邹朴)等建文悲歌。史亦载:“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者,盖亦有所致此也。”[10]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时,也曾出现过一些“节烈忠臣”,但建文朝居然有百名文臣不愿做贰臣,六百多文臣学士仅二十余人投降。明谷应泰言:“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10](《建文逊国》)这均证明“尊右文教”的成就—一片丹心在帝乡。建文帝提高文臣地位,得到士大夫们的衷心拥戴。朱鹭说:“建文皇帝,注思讲学,恬武兢文,……四年之间,气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踊跃致身,趋死如归。”[2](正编)以上概括基本符合历史实际,也闪烁着建文帝成功教化士大夫的亮点。

  三、宽慈抚世、“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善教,民爱之;……善教得民论文代发中心(www.21cnlunwen.com)提供优质论文发表服务心。”[11](尽心上)建文帝宽刑尚德,教化臣工“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务崇礼教。”[1](刑法志)在即位诏书中,建文帝明确提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开启了囊括宽刑狱和施惠政的“建文新政”。
  在宽刑善法和善政利民教化思想指导下,“宽慈抚世”的建文君下达一系列诏令。一方面:赦死罪,宽刑狱,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下令赦还、平反“有罪”旧臣。另一方面:诏养老,命官员赈民鬻子;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又下令赐明年田租之半,限僧道田、均赋江南等。[12]由于建文帝崇礼尚教、宽刑惠政,建文年间的囚犯数量锐减。史载:“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1](刑法二);“罪至死者,多全活之。……视往岁减三分之二,人皆重于犯法”[13]。凡此,皆反映了建文帝宽刑善政,“善教得民心”。这些宽政教化也使得建文朝出现“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9]之盛况。
  建文帝及其文官集团,注重收拾教化民心,力求将“法先王”的政治理想融入执政实践。尽管在位短仅四年,但建文帝是当时明人心目中的“仁君善主”,方孝孺称颂他是“宁屈国法,而不忍以法病民”[6]的好皇帝。傅维鳞叹曰:“建文中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时士风朴茂,尚义者多。”[15](卷104)朱鹭亦赞曰:“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闔,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9]以上赞誉彰示了建文帝的教化功绩:“善教得民心”。
  建文帝教化政策从“失”的方面来看,主要突出在以下三点。
  (一)“推恩”不施、仁德教化变兵戎
  对于驯化极恶无道之人,建文皇帝曾提出“修德以风之,何忧民之难化”[2](前编),奈何其对王公勋贵的教化却一败涂地。洪武晚期,边疆军权基本转入塞王手中。据载:“先是太祖封诸王,辽、宁、燕等九国皆边虏,……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14]《革除记》史亦载:“太祖语与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曰:‘是也,无以易此矣’。”[14]据此推断,太祖赞同允炆首以“德礼”教化诸王,迎合其“树藩保嫡”的初衷。尽管太祖渴望最高权力可以平稳交接,奈何当初养虎为患,藩王军事权柄过重、“纵横之资具矣”,在客观上已形成尾大不掉和“削亦反,不削亦反”[9](卷11屠叔方言)的对抗局面。
  太祖驾崩未久,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削藩之议,未及期年,相继削夺周、眠等五王兵权。该策略操之过急,从战争的物质、精神因素来看俱与已不利,也给了朱棣间歇布署的机会。未几,燕王以遵祖训和“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结果,“建文失国”为天下笑、臣僚或死或遁。朱鹭论之曰:“卒成大故,伊谁咎也?大抵齐黄计躁于削国而虑不能远,正学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见近人事实。”[2](前编)
  时局波谲云诡,六百年前之旧事不能真实再现,仅凭史书记载,我们不能随意评说是非。建文帝提出首用仁德来解决王权倾轧的教化策略,仅为必要的权宜之计。我们也赞同在必要时,君王用德、用忍教化皇族。联系汉史教训,削藩也存在战略和战术的选择。然建文帝在太祖去世不久,就改变先前首以“仁德”教化的方略,终酿激变、削藩失局,使人感慨唏嘘!
  (二)仁柔少断,慕古意盛徒教化
  建文帝“笃信儒术,欲以周官致志”[9](卷12),执政未久,即推新政。建文帝锐意文治、寄厚望于文臣。因其“仁柔少断”,缺乏协统教化诸臣的政治能力,以至无法驾驭在京都的文臣。在对待削藩国策上,齐、黄等人建议大张旗鼓,卓敬奏请徙地削藩,高魏主张“勿施晁错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1](高巍传)。后燕王以“清君侧”为名起事,齐、黄等又力主“清声其罪以致讨”,而高魏等人却主和息战。以上争执凸显了建文少断及教化文臣的瑕疵败笔。
  缺乏实践意识的齐黄二臣虽是儒家精英,但无从事具体事务的经验和领导全国的足够才能,对于某些问题,他们往往不切实际、纸上谈兵。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问黄子澄削藩计,子澄却对以“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1](黄子澄传)。由此可见,子澄等人虽为帝师,终究文气过盛;“太孙是其言”,更加凸显建文少断。再有就是帝倚重研究《周礼》的方孝孺,企图以井田古制为经济基础,复兴三代德治教化;某些针头线脑的官制改革虽“悉仿礼制更定”,实质是流于形式,如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等。结果,慕古意盛徒教化,反贻三误。其一,使得臣民无法熟知现在官制,造成工作不便;其二,予政敌以攻击的口实。其三,“建文改制”抬高文官地位,以致“缙绅亲而介胃疏”,不满武官以及“武臣犯法失职者悉奔燕”。[15](卷4)
  明何乔远惋惜新政失局,曾深中要害地批评建文等“好古太坚、求治太锐”[9](卷10)。建文帝驭服天下的智慧远逊于乃祖,更不必说能谋善断的燕王。他虽“性聪颖,善读书”[10],但缺乏决断于危乱的帝王权谋,不能协调臣工、统一思想,也就无法教化所有臣工共谋“善政”。如此,我们就更不寄望他对武臣、军队的教育、教化了。
  (三)教化不纯、赏罚不明误用人
  太祖在军队中较早设立儒学教育系统。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辽东始设都指挥使司儒学;二十三年(1390年),又在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始设儒学。这种军队儒学制到洪武末已成一定规模。建文新政虽“尊右文教”,终究忽略了教化武将兵弁。建文初年,君臣意识到,不削藩就无法顺利新政。然而要打仗,必须有帷幄谋臣和罴虎宿将。可惜,朱元璋诛杀功臣殆尽,使得建文朝缺乏将兵帅才。建文帝所倚重的齐、黄二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1](列传29),仓猝行削藩计,又缺乏战略眼光,以至误己误国。方孝孺也只是饱读诗书的才子;派去的耿炳文、李景隆虽统率大军百万,也因将庸帅懦而节节败退,不到一年几十万大军就被断送。据此证明建文帝教化不纯、识人不明。   史载刘亨进言:“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武臣子弟亦立学,教之始知事上使下礼仪。”[2](正编)。然直至建文四年战争失利,“始置京卫武学,……武举、会举,而听于兵部”[1](卷74)。因改革损害部分军人的利益,连耿炳文这个统帅,都对建文号令阴奉阳违。他曾上奏言:“燕王与上皇父为同母弟,陛下为嫡叔父。其性尚未离骨,陛下何至解支而散肝胆于他人?……陛下何至以太祖之天下为屠肆,而以太祖之子孙,太祖之旧臣为犬豕乎?”[9](卷11)似炳文这类将帅,绝不可能做好战时动员工作,在战场上多半败北,反把“亲藩”思想传染给广大将士,于是“将臣率怀移贰,叛附接踵,……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9](卷11)至于“不知兵,惟自尊大”的李璟隆,朱棣蔑其名曰:“李九江,膏梁竖子耳!寡谋而骄,色厉而馁,未常习兵见阵,辄予以五十万,是自坑之也。”[10]而建文帝却视之如武侯,命其挂帅讨逆。首次惨败后,竟误信其权轻,特“遣中官齐玺书,赐皇弓矢,专征伐”[1](李文忠传)。结果白沟河复大败,所赐也丢弃,就连举荐他的黄子澄也力主诛之以谢天下,但“帝皆不问”,如此赏罚不明,何以能教化敢死之士为之效命!
  个性特征会对历史事变的进程起着一定作用,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强烈。建文帝生于安乐,未经创业艰难,身边多是文墨儒(下转第7页)(上接第5页)士,形成了仁柔寡断的性格以致教化臣属不纯,其个性在“靖难之役”中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见一斑。其实建文政府有机会去阻止或战胜燕王。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徙封南昌以绝祸本”[1](卓敬传)。帝曰:“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后又遣返燕王及放世子还国,以上答复与拙措令人失望至极。及至靖难兴,建文帝居然还诏诫将兵“毋使负杀叔父”[2]之名。如此迂腐的教化政策岂能号召广大将兵放手一搏、战胜强敌?妇人之仁的朱允炆,无力驾驭强臣武将,终因其教化不纯而沦为政治败将。建文帝虽“继体守文”、欲以仁义化民,然在对国家支柱—军队的武略教化上,留下永久致命的败笔,以致“失国遗恨”,令人扼腕叹息!
  结束语: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随着“靖难”成功,建文新政也随继烟消云散,而孕育其中教化政策的得失,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追昔抚今,通过分析建文帝教化政策的相关得失,我们提高了思想认识,后世的政治家们更是从中汲取了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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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彭德恩(1984—),男,汉族,河南郑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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