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论文: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

论文核心提示:

清代社会对女性行为与影响力的关注也使得清代女性传记的创作大为丰富。首先在政府方面,为了鼓励女性忠贞节烈,清廷制定了有关法规,采取族表、修节烈牌坊、列女祠并将其事迹载入方志的方法,大力提倡女子殉节,这使得清代节妇、烈妇传记积案盈箧。《清史稿·列女传》中记录了559位节妇、烈妇、贞女、烈女;而《古今图书集成》第45卷至114卷的《闺列传》和第119卷290卷的《闺节烈传》载清初节妇9482人、烈妇2841人的事迹。。。

的严密。在清廷修撰《明史》的九十余年中,有关史事的文字狱主要有三次,一是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罐明史案;二是康熙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南山集案;三是雍正七年(1729)的陆生柟通鉴论案。经此三案,读书修史撰记的士大夫无不震恐,为了表达自己忠愤盘郁之情,又为了避祸全命,人们在进行人物传记的写作时往往就不愿也不能秉笔直书,只能婉曲深沉地写人叙事,这对于清代传记独特魅力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论文
  另一方面,正由于人们在巨大历史变革面前动机的不纯粹,清代传记更独具魅力的地方在于,人们自审、自赎的写作态度,这在以往的传记创作中是比较少见或者说还没有展开的。自审的态度来自于整个社会包括汉族士大夫与满清统治者对明亡事实的反思。就汉族缙绅大夫而言,士大夫们往往借助时人传主的生平叙述对明代朋党、科举、政治、士习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抨击。自赎的态度来自于士大夫苟活为耻的心态。这种自赎心态又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士大夫没有随崇祯皇帝自杀而苟活自赎心态。崇祯皇帝上吊煤山之后,按照士大夫的道德要求,则必须“君亡与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所能忍耻苟活的最合理的理由只能是修史。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指出,“国亡之后,遗民学人以存‘国史’为‘后死之责”,定位的确很准。另一方面是出仕新朝的羞愧自赎心态。像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明清之际的文人领袖先后在各种情形下出仕新朝,但出仕之后又心生愧疚与后悔,往往借助为人传记的机会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救赎和忏悔,在传记作品中夹缠了自审、自赎、自哀、自怨等多重情绪。细读这些传记,人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明清鼎革之际士大夫的复杂心态与矛盾面目。
  明清易代之于汉族士大夫与满清统治者的敏感程度使得双方都希望控制传记创作的主动权,而双方的控制愿望一方面催促了清代传记创作数量的激增,另一方面影响了创作者的心态,不仅使得与这个背景相关的传记作品独具特色,还刺激、影响了满清统治者建立常规史馆制度的决心,从而导致清代传记创作的更加繁荣。
  二、清代传记创作繁荣的关键性原因
  受到明清之际汉族士大夫修史热潮的影响,更出于自己统治的战略考虑,满清政府建立了颇为完善的史馆制度,试图通过设馆修史、建立官修传记的制度、垄断历史的解释权来论说自己的正统性。清代诸朝帝王对史馆的干预,从修史项目的、修史指导思想到撰写体例、文字把关以及史馆官员的选拔任命和史馆的管理,事无巨细,无不过问。由于这种全方位的干预与关注,清代史馆官修传记的成就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中最为突出。除了对《明史》加意修撰外,所修当朝“起居注”、“实录”、“圣训”、“会典”、“方略”、“国史”、“一统志”以及各种例开、特开的馆修所撰修的传记作品也卷帙庞大,种类繁多,收罗宏富,为先前历代所未有。清政府对史馆的积极建设和热切关注,不仅使清代官修传记作品数量激增外,而且还带动了全民参与传记创作的热情,使得清代传记在写作意识、表现体例等方面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就史馆的传记创作贡献而言,官修传记制度的建立几乎为有清一代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都留下了传记,内容翔实完整。清代官修传记制度正式建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当时为纂修清太祖、太宗、世祖(顺治)三朝的实录,正式设立国史馆,书成馆撤。一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重开国史馆,被定为常设机构,并规定其职掌是“修明国史”,负责将“列圣本纪、臣工列传、大臣年表、天文地理、礼乐刑法、食货等十四志、凡有关列代法制者,悉萃于斯,岁时纂辑成编,进呈上览”,实际上,修订和撰写人物传记是国史馆最主要的工作。国史馆一般情况编纂人员一百余人,佐职杂役200余人,在光绪十四年甚至达到632人。国史馆对于传世纪论文网代发中心(www.21cnlunwen.com)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记的书写对象、传记资料来源、传记写作体例,尤其是人物评价定级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除了为每位皇帝修本纪外,国史馆所撰修的人物传有:大臣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孝友传、列女传、七司传、四裔传、贰臣传、逆臣传、宗室王公传、蒙古王公传、昭忠祠传等十几种。其中,大臣传所占比例最高。按规定,大臣列传“每届十年复辑一次”,凡文职官员、京官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卿以上,地方官巡抚以上,武职提督、总兵、副都统、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皆人大臣列传。在现存国史馆档案中,仅大臣传传稿就多达3300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国史馆书写传记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传主的任职之处所提供的诸如事实清册、行状、行述、咨文、履历片、奏折、祭文、哀启、文集、年谱等;二是家属提供的诸如诰敕、功牌、行状、行述、家传、文集等;三是与传主生平相关的官方记录,这些资料的提供方主观上是为充分地保证官修传记内容的翔实、完整,客观上却带动了私修传记的繁荣。
  清代私修传记就其创作情形而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补官修传记修撰之阙。官修传记无论怎样的卷帙浩繁,都不可能满足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人们青史留名的愿望,而且官修传记又门户甚严、规矩颇多,不可能对传主的生命丰富性、多样性、生动性等加以详细表述,所以私人纂修传记就有了更广阔的写作空间。以表现的传主而言,私人传记可以将整个社会、所有人群都纳入写作范围,无论贵胄公卿还是贩夫走卒甚至方外人士、妇女童稚。以表现的内容而言,私人传记可以写传主端方正统的一面,也可以表现传主平常的一面,不必像官修传记一般有许多忌讳。所以,清代私人纂修的传记比官修传记的数量更大,面貌更纷繁。其次,依官修传记之体例拓展写作空间。清代官修传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实际也是清代优秀文人对传记创作经验总结所致,反过来,这些优秀的文人又将这些在建立官修传记制度中磨合出来的理念去打造更多作品。例如阮元,他曾在翰林院任侍讲,负责编写儒林传,参与制定儒林传的纂写凡例,对传记书写有颇为系统的理论认知。于是阮元凭借自己的官声与人望,以私人名义组织人马编撰《畴人传》,补充官修传记中尚未拓展的空间,为从上古至清代243位科学家立传,另外再为37位来华洋科学家立传,共46卷280人。阮元这一略带创意的成功,开新了一个传记写作领域,之后阮元的学生罗士琳又著《续畴人传》6卷成书,仍依阮元的编撰体例,补充了44人的传记。再后来,任江苏书局提调的褚可宝再续《畴人传》,在光绪十二年(1886)编成《畴人传三编》7卷。阮元的例子不仅在清代传记史上值得书写,在整个传统传记发展史上也非常值得写上一笔。第三,有意识、有规划、成规模地创作专类传记。清代是传统学术、文化大总结、集大成的时期,学术、文学、艺术或科学等领域都已经门派林立、体系纷纭,正需要进行学科的梳理和理论的总结,而清代官修传记制度中,为辨明对传主的态度与评价,往往将传记按照传主的职业性质、身份影响、官方地位甚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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