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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的翻译和版本

《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撰写的一部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世界畅销书。这本书在报告文学史上被称为“忠实描写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部著作”。不过,这本可谓不朽著作的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过程,却并不是十分顺利,它屡因政治因素影响而发生了许多趣事。

一、《西行漫记》的雏形本

众所周知,《西行漫记》是根据英国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而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殊不知,《西行漫记》的最早版本就出在中国。不过,它只能称之为雏形本。

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实地采访。10月下旬,就在斯诺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月之久的外国记者即将返回北平时,国民党当局在西安登出一则报导,诋毁造谣说他“已被‘赤匪’处决”。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斯诺的“讣告”也在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

为了戳穿无耻谎言,斯诺当机立断,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二是全力以赴投入写作,极其神速地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国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发表文章,尽快将红区真相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以及英雄红军的长征动人事迹及时公布于世;三是将发往英、美《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也一并及时提供给中国友人,编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1937年3月,由斯诺的中国友人、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全书共27篇文章约15万多字,译者称该书是由散见于英美报章和杂志的文章翻译而成;其实,文章多为斯诺和美国经济学家韩威尔采写的中国“红区”见闻,内容反映了红军的内政、军事、外交、经济政策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1] 书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外国记者”,显然是挡箭牌,保护色;而“西北”,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环境十分恶劣,编译者不得不巧妙地采用这种斗争艺术与策略。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初版由《东方快报》印刷所秘密排印五千册,顷刻发行完毕。此后在上海、陕西等地均有由不同出版社正式署名的重印本。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引用了“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并于正文后注明“斯诺:《西北印象记》”。[2] 足证此书传播之广。

二、因“错得好”而改的书名

《西行漫记》首先出版于英国,不过它的书名并不是“西行漫记”。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出版了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斯诺此书的原名是《RedstarinChina》,因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3]Red star in China翻译成中文是:红星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翻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后者当然比前者更对读者有吸引力。该书发行后,一时轰动了世界。

《Red Star Over China》的主要内容正是《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一章里所收13篇文章以及《毛(泽东)施(乐)会见记》中《论日本帝国主义》等文字。

三、不存在的出版社和不得不改的书名

当《Red Star Over China》已经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了,而中国读者却仅有极少数人听说有此书。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在他的住所里,他将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寄来的英文版《Red Star Over China》样书赠送给胡愈之。

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胡愈之对此书已有所闻,但是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收到斯诺所赠的样书后,如获至宝,在回家的车上他就开始阅读;回到办公室后更是关上门、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速读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客观公正地对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新理念、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忍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等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便让胡愈之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欲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胡愈之随即四处奔走,联络了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共同商量出书问题。胡愈之在座谈会上对他们说,国民党当局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出版中共情况的红色书籍查得很严,轻则停业整顿、罚以巨款,重则抓人坐牢和出版社关门,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书。大家商量,那就自己办个出版社,社名叫复社,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编辑成员有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多人,由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防止万一,书名没有用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原名,而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以笔记游记的轻松意味掩护着内容。

《Red Star Over China》全书12章30万字。为了抢时间,他们把原书拆开让十多个人同时翻译。当时上海正处于沦陷前夕,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以并不存在的“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问世。中文版《西行漫记》还增加了英文版没有的一些照片。当斯诺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后激动地说:“从字面上讲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者所创造。”[4]

《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2000册,书很快售完。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万多册。《西行漫记》出版后,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这本书,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四、“斯诺”之名是个意外

Edgar Snow先生1928年初到中国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与英文名谐音的中文名字叫“施乐”,寓意为给人带来快乐的意思,最初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或在中文报刊发表文章时使用。胡愈之先生等在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中文名字,而按中国人习惯性的英文翻译方式,将Edgar Snow其名译为“埃德加·斯诺”。由于《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后影响很大,“斯诺”这个中文名也就广泛流传。Edgar Snow对“斯诺”这个新的中文名很满意,认为是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西行漫记》的意外收获。此后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了。

五、《西行漫记》有诸多版本

《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因此,它也有诸多版本。

1938年7月,美国Grove Press(纽约兰登出版社)出版了《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订版。此书封二与环衬相连的是一幅中国地图,图中详细画出红军长征路线。封三和环衬印的也是一幅地图——中国西北地图,实际是1938年国共双方控制区域图。此书环衬钤有多枚椭圆形印章,原文是:NANKING CALIF. JESUITS LIBRARY(南京和加利福利亚的耶稣会图书馆)。美国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经过斯诺修订增补,文字内容与英国戈兰茨公司的版本,也即是与复社的版本不同,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

1949年,上海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西行漫记》新版本。一是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问世,故现在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二是由“亦愚”翻译以急流出版社名义于同年9月印行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它们的共同点是均据1938年7月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译出。由于美国版曾经斯诺修订增补,故这两个译本不仅文字繁简方面与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内容上多出《旭日上的暗影》。这一章六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和对中国抗战前途必然胜利的展望。这两个译本当时颇受欢迎,特别是《长征25000里》,曾被人赞誉为是“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5] 。

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加之“左”的倾向和思潮日益严重,享有盛誉的《西行漫记》在国际上继续风行畅销,而在中国反倒渐趋冷落,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版印行一次。此书虽因当时斯诺访华得以再版,但也只能作为“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且印数有限。及至“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空前泛滥,《西行漫记》也遭禁锢。

“文革”结束,《西行漫记》 重获新生。1979年12月,北京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重要译本:其一为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Red Star Over China》的第四、五两章———即毛泽东自述生平和长征———这是构成《西行漫记》的骨骼与灵魂;此外还收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等三篇重要谈话。其二是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未作改动”;由三联书店出版。[6]

《西行漫记》研究者都知道,斯诺曾对《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并增补充实一些新的内容,除1938年7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再版时增写了第十三章外,以后较重要的修订还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而我国过去流行的众多版本还没有一个真正是如实按初版本译出的。例如“复社”版,虽也依据戈兰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译时,一是经斯诺作了修正,与初版不尽相同,二是未译涉及共产国际的李德那一节。董乐山译本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的《那个外国智囊》,使全书还原为十二章五十七小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基于上述种种缘由,董乐山译本不仅是《西行漫记》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版本。董乐山译本在2002年还由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进入90年代初后,还曾出现过独具特色的《西行漫记》“鹈鹕版”译本。所谓“鹈鹕版”,是指这本书由最初的版本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并根据实际需要,增补充实、丰富一些新的内容,最后修订成的版本。1992年,由梁民、李方准译,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译本原著就是斯诺生前最后修订的“鹈鹕版”。

2005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西行漫记》中英对照本。中英对照,更有利于中国学生学习英文。

注释:

[1] 陈迪晨:《三七年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惊现安徽来安》,《扬子晚报》2002年10月16日。

[2]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西行漫记>出版仅几月轰动海内外》,《人民政协报》2013年7月11日。

[5] 钱公侠:《〈长征25000里〉序》,见1949年6月新2版《长征25000里》。

[6] 参见张小鼎:《永恒的“红星”在世界闪耀》,《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日。

作者:成都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英语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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