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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红楼梦》英译本的对比

摘要 关联理论的交际观是明示-推理交际观,反对传统的代码交际模式,更多关注非言语符号因素的交际作用。作为非言语形式,谐音在显化和隐化的研究领域迄今没有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谐音在文学文本中创造出独特的语境效果,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本文以最佳关联原则为理论依据,对比分析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思、闵福德的两种《红楼梦》英译本对不同谐音现象的显化和隐化处理,以期为显化和隐化理论的解释性研究和非言语形式的翻译领域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最佳关联 显化 隐化 谐音

引言

显化和隐化是翻译研究的全新视角,当前对显化和隐化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词汇为主的言语形式领域,对于谐音等非言语形式的显化和隐化研究可以为译者带来新的启示。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谐音的主要功能是暗示作者意图和传达语境效果。本文以小说《红楼梦》作为谐音的语料,对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思、闵福德的两种《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小说《红楼梦》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文学价值最高的经典作品。谐音广泛出现于小说《红楼梦》的名称、对话、诗词、情节和谶语等处,体现小说语言的含蓄委婉和独特巧妙,而且与《红楼梦》中诗词的文本类型相契合。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个案分析,借助关联理论阐释两位译者对小说《红楼梦》中大量谐音的显化和隐化处理。关联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难以准确计算,从而最佳关联的程度也难以界定。本文认为,关联理论主要用于定性研究,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的大小都因翻译目的和读者群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谐音语境效果大小的判定依据是谐音与小说主题的关联程度,处理努力大小取决于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可知,对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的定性都带有译者的主观因素。在显化和隐化的解释性研究中,本文主要依据三个关联原则:当语境效果较大且最佳关联能够实现时,译者可以直译相关信息;当语境效果较大,但最佳关联不能实现时,译者须要显化相关信息;当语境效果较小时,译者可以隐化相关信息,以保证译文的可接受性。

一 关联视角下的显化和隐化

根据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的观点,翻译是一种推理交际行为,翻译在本质上是译者在原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的最佳关联,而不是最大关联。换言之,关联理论的重点是交际意图的传达,而不是形式和意义的传递。因此,交际者应以最佳关联作为成功交际的准则,同样译者也应以最佳关联作为翻译的原则。在强调交际意图的同时,认知语境也是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格特提出,翻译是一种高等的交际行为,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本质差异就在于认知语境的不同(Gutt,1991)。由于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之间存在认知语境的差异,原文的形式和意义在译文环境中会传达不同的语境效果。因此,译者须要在保证语境效果的前提下,对原文的形式和意义作出适当的调整,这种调整可以归结为显化和隐化。

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显化是使原文暗示信息明晰化的翻译过程(刘泽权,2008:55-58)。顾名思义,隐化是隐含暗示信息的翻译过程。当前学界对隐化的理论研究很少,但是通过显化的定义,译者可理解隐化的意义。显化的实现方式至今还有众多争议,但本文认为,显化的定义表明显化不单指长度的扩展,更强调信息的明示过程。在关联理论的视域下,显化可以解释为交际者意图的明示过程和语境效果的明示过程。因此,显化的实现方式也不限于增译,其他方式如语体替换和结构调整都可归为显化的实现方式(贺显斌,2003:65-66)。由于认知语境的差异,原文中特定概念的信息在译文语境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译语读者难以理解其暗示信息,这样暗示信息就需要直接传递给译语读者(Gutt,1991)。事实上,格特的上述主张正是对显化提出的要求。同时,暗示信息是无限的,每个读者对暗示信息也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依据最佳关联原则,如果处理努力过大,特别是当特定信息在译语中很难产生相应的语境效果时,译者就需要舍弃这样的信息(林克难,1994:6-7)。以上论述可以理解成是关联理论对隐化的要求。因此,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显化和隐化是必要的翻译思想和方法。

二 谐音翻译的显化和隐化研究

谐音是非言语形式的一种,谐音的同音或近音字为明示信息,本字为暗示信息,也是译者要向译语读者传达的语境效果。在非言语形式领域,语境可视为翻译的唯一变量,因此译者要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

根据关联理论,当谐音暗含的作者意图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时,译者应传达相关信息。在小说《红楼梦》中,谐音功能可分为三类:第一,用于产生修辞效果和渲染环境气氛;第二,用于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第三,用于暗示人物命运和社会环境。第一类谐音的功能主要是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和文本的文学价值。由于认知语境的不同,谐音的形式和意义是很难同时保留的,但是谐音的语境效果是可以传达的。在多数情况下,成功传达谐音语境效果的前提是译语读者要付出极大的处理努力,这样就会违背关联理论的第二原则。但是在翻译中舍弃谐音的同时,有责任的译者应尽力弥补舍弃谐音效果所造成的损失,通过替换、注释等其他方式来提高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第二类谐音的功能是展示人物性格特征,谐音的重要性取决于相关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作者在小说《红楼梦》中创造出成百上千的人物形象,如果相关人物是主人公或是对情节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谐音的语境效果较大,译者可显化或直译谐音的暗示信息;如果相关人物是次要人物,译者可根据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的关系确定取舍。对于给翻译造成极大困难的谐音,译者有必要对相关信息进行隐化。第三类谐音用于暗示人物命运,这与小说揭示家族兴衰的主题是紧密结合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必须将谐音的暗示信息完全传递给译语读者。

三 《红楼梦》中谐音的显化和隐化

名称中的谐音多用于暗示人物性格和命运,以及揭示封建社会的环境。如“吴新登”和“戴良”两个人名都是谐音,“吴新登”与“无心的”是近音异义,戴良与“带粮”是同音异义,原语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谐音的暗示信息。两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并非重要,但是暗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贾府的生活环境。贾府环境正是作者笔下封建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缩影,译者有必要将谐音的暗示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两位译者都以音译形式隐化谐音的暗示信息,从而失去原文谐音的语境效果。在三个杯具“群芳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中,名称分别暗指“群芳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此处,杨的译文完全是逐字翻译,也是对暗示信息的隐化,失去谐音的语境效果。霍的译文分别以英语、法语和希腊语翻译悲剧名称,显化谐音的暗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霍的译文会让译语读者产生文化失调的感觉,但是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的关系来看,霍的译文更符合最佳关联原则。

诗词是小说《红楼梦》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谐音的独特巧妙正适应诗词的文本类型特点。在诗词领域,译者对显化和隐化的选择取决于谐音语境效果的大小,同时要努力保留诗词的形式和风格特征。如“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玉带林”和“金簪雪”分别暗指“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人物,在修辞上归为回文式谐音。两个人物都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暗示人物命运的意图体现在谐音之中。但是两位译者为保留诗词的形式特点,都隐化了原文谐音的暗示信息,从而违背了关联理论的第一原则。

人物对话的特点是弦外之音,也可理解为谐音的暗示信息。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人物对话的功能是为译语读者理解弦外之音提供认知语境(陆秀英,2007:152-156)。因此,人物对话是译者理解和构建认知语境的重要依据。小说《红楼梦》中对话处出现的谐音多与双关、飞白和仿词等修辞方式共同使用,通过语言特点来展示人物性格特征。如小说中多次出现“爱哥哥”的称呼,以林黛玉和史湘云的对话为例:“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第二十回王熙凤正言弹妒意,林黛玉俏语谑娇音)。原文中,黛玉有意用“爱”代替“二”,修辞上是飞白式谐音。谐音可以展示黛玉和湘云的性格特征,同时“爱”体现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封建社会的爱情观。因此,译者有必要传达谐音的暗示信息,让译语读者更准确地把握人物关系和性格特征。杨的译文以注释翻译谐音信息,不但极大地削弱原文的语境效果,而且影响阅读的连续性,违背关联理论的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而霍的译文以替代方式显化谐音信息,展示人物性格特征,也成功传达出部分语境效果。

结语

在关联理论的视域下,翻译是交际的过程,语境效果是译者要考虑的首要因素(赵彦春,2005)。通过对小说《红楼梦》中大量谐音翻译的研究可知,显化和隐化可以适用于包括谐音在内的非言语形式领域。谐音翻译的实例体现了杨宪益和霍克思两位译者在显化和隐化领域的不同翻译思想和风格。杨宪益主要通过直译传达谐音明示信息,没有准确传达谐音的语境效果。可以说,杨的译文是对原文意义的显化,却是对语境效果的隐化。霍克思多以替代方式完成对谐音暗示信息的显化,实现语境效果的近似对等。因此,意义和形式的显化不同于语境效果的显化。显化和隐化适用于包括谐音在内的非言语形式领域,也是实现原文和译文之间语境效果近似对等的必要翻译手段。

翻译理论的发展正逐步实现从传统的代码交际模式向明示-推理交际观的转变,显化和隐化的理论研究也在从言语形式领域过渡到非言语形式领域。关联理论结合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解释语言交际的问题(何自然、冉永平,1998:107),从认知语境的角度为显化和隐化的解释性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长期以来,对显化和隐化的解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化、文本类型和译者等因素。相比之下,关联理论带来的认知解释更为全面,也为译者在非言语形式领域的显化和隐化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注:本文系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专项课题:(实施“卓越”计划,建设有专业特色的《大学英语》课程研究与实践),编号:WYYB13153。

参考文献:

[1] Gutt,E.A.(2004).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 何自然、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现代外语》,1998年第3期。

[3] 贺显斌:《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4] 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评价》,《中国翻译》,1994年第4期。

[5] 刘泽权:《国内外显化研究现状概述》,《中国翻译》,2008年第5期。

[6] 陆秀英:《微型小说人物语言翻译的“显”和“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7]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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