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化特质的生成机制及其启示

论文核心提示:

 摘 要:新加坡在建国后能够在全民中形成价值共识,实现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原因就在于其确立了以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国家文化特质,文化特质的形成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特点。作为地域互为近邻、文化一脉相承的邻国,新加坡依靠理念指引、官员带动、制度保障、社会合作的文化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尤以培育国民精神为灵魂、以政德官德建设为指引、以法律法规为依归,以开放合作为动力的文化建设经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文化特质;生成机制;启示

  摘 要:新加坡在建国后能够在全民中形成价值共识,实现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原因就在于其确立了以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国家文化特质,文化特质的形成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特点。作为地域互为近邻、文化一脉相承的邻国,新加坡依靠理念指引、官员带动、制度保障、社会合作的文化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尤以培育国民精神为灵魂、以政德官德建设为指引、以法律法规为依归,以开放合作为动力的文化建设经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文化特质;生成机制;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22-05
  新加坡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之后,仅用短短的30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先进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新加坡的政府和社会以高效、廉洁、和谐、富有活力的形象赢得了世界的赞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积极探索构建独具新加坡特色的文化,形成了以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团结和睦为主题的国家价值观,并注重发挥其对民众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是密不可分的。系统分析新加坡国家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对于推进我国新时期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文化特质的生成机制分析
  建国之初,新加坡面临着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多种族结构等诸多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其所独具的历史传统、地缘因素、自然环境、社会状态及政治生态,怎样整合不同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观念,形成一种新的、多样的新加坡文化,成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必须首先予以解答的问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从新加坡小国多样文化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文化精华有机融合,依靠政治精英带动,最终形成了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认同感与支撑力。
  (一)环境成因:以务实包容的施政理念指导国家建设
  施政理念构成国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与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紧密相关。观察人民行动党的施政理念,我们看到一条由刚到柔,最终刚柔相济的发展轨迹: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转向理性务实,最后确立了以国家共同价值观为主轴的务实发展理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施政理念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它很好地适应了新加坡的社会生态环境,促进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面积仅有647.5平方公里,人口约320多万人[1],资源贫乏;新加坡又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社会呈现出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典型特征,这使新加坡“实际是一个极易分裂的社会”[2];这些因素叠加形成了新加坡国家发展所独有的生态环境。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首先强调用高调的意识形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选择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旗帜,宣布:“党的政策必须越来越多地反映工会运动的问题和斗争”[3],声明本党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与马来亚联盟合并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独立国家。在“和平夺取政权”的思想指导下,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采取渐进的和平手段实现新加坡政权的移交。而一旦结束了英国政府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人民行动党便立即认识到作为理想和工具的民主社会主义教条实际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始依据新加坡的具体国情,因时制宜地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加以区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用主义执政理念,致力于通过方略和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来巩固执政的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后,人民行动党又开始展开对国民的国民意识教育,通过不断提升国民的个人品格、增强国民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尝试构建新的国家价值观统一民众思想,动员和凝聚社会共识。经过新加坡各界民众反复讨论和国会批准,1991年政府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4]的国家价值观,这标志着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整体取代,国家最终确立了以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团结和睦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发展的纲领性原则。
  (二)体制动因:以高效廉洁的精英团队引领社会发展
  在国家价值观基本原则的支配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坚定地推行威权主义统治,加强对社会的严格控制,规范人民的行为,也正是这种统治塑造了现代社会中一种全新的“好政府”模式,通过强有力的精英引导作用将一盘散沙的移民社会改造为具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国家。
  人民行动党认为,国家价值观的贯彻落实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这样的政府首先就应当是一个“好政府”,而对于什么是好政府,又要根据人们的价值观来判断。“在新加坡占主流的是重视群体价值、秩序、纪律以及尊重权威的亚洲文化,这与强调自由、个人主义和鄙视权威的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所以新加坡的民众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提供福利、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及有效率和诚实的好政府。”[5]对于怎样实践“好政府”,人民行动党提出关键在于建立好“好人政府”,并将“人比制度更重要”作为政府管理理念的核心,确立了精英治国的执政体制。李光耀曾强调:“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担任,他们必须具有最好的素质,也就是廉洁的作风、献身的精神,领导国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办事能力”[6]236。
  基于这样的认识,新加坡始终奉行“精英治国”和“贤人政治”的理念,采取了一种严格、系统的遴选政治人才的方式,为新加坡提供了一个效率高、有创意的领导层。为了维护政府“好”的形象,新加坡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官员“隐私权减损”的理念,建立严格的品德考核和行为跟踪制度,其品德考核制度规定,在公职人员队伍中长期开展“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思想教育,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笔记本,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录下来,周一上班时将日记本交给主管官员检查,主管官员如果发现其中有疑点,就要将该记录交给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如主管官员不尽职或者瞒报,就会受到制裁;贪污调查局取证可以采取秘密拍照等方式收集证据。这样就通过政府官员的自觉实践使国家价值观逐步转化为行政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社会道德的行为规范体系,最终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发挥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三)制度过程:以法治保障社会对价值的自觉认知
  政治精英带动的国家文化发展模式带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因为这样的体制将文化的发展植根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上。随着新加坡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这种模式愈来愈多的受到挑战。当国家整体的价值观念已经在政府推动下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以后,要保证文化发展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就只能依靠制度的方式予以解决了。
  新加坡政府一直有着鲜明的法制观念,认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持社会稳定,进一步凝聚广大民众的意志和力量。一方面,政府制定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新加坡现行法律达到500余种,内容涵盖国家体制、政府权力、民族宗教、公民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国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官民平等,将制度管理的重点放在政府官员的行为规范方面,通过简化行政程序使得官员权力的行使尽可能简单明了。如《政府公务人员守则和条例》就规定:每个公务员和其配偶的财产每年要向国家申报一次,申报后由贪污调查局审定,如有问题就会进行调查,如果财产来源说不清楚,就被认作贪污而被判刑;政府在制度运作方面更是细密周到,甚至公务员上班睡觉都会被立案调查。这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员或者官员触犯法律,等待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制度防范,有助于树立政府勤政、高效、廉洁的形象。此外,新加坡也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对于违反道德规范和社会管理制度的违法者保留了鞭刑,对于罪大恶极者保留了绞刑。对此,李光耀指出:“法律精神除严格以外,还有公平。如果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法律的尊严也就树立起来了”[7]。在法治过程中,新加坡强调程序上的规范化,认为违法者即使没有犯罪结果,只是依靠犯罪动机也可以定罪。人民行动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们守法护法的意识,以制度的方式将道德教化的成果固定下来,确保社会能够在核心价值观的框架内有序运行,并最终建成以法治为特征的民主社会。
  (四)社会表现:以多元和谐的社会氛围彰显文化魅力
  从整个新加坡的社会形态来看,与多种族、多宗教的特征相对,其文化的社会表现体现出多元、和谐的特征。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看来,尽管党本身是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走上前台的,但应当更加强调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强调党本身的利益,因为党的根本目标是要建设新加坡,而党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已。因此,人民行动党开始不断扩大代表的广泛性,而不是强调代表的阶级性。1982年修订后的新党章在入党条件上规定:任何不小于17岁的新加坡公民,只要能够遵守本章程和符合入党条件并且不是其它党成员者都可成为本党党员[8]。党章所确立的执政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公正、公平相互忍让的社会,为所有的新加坡人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实现自我和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身份的转换必然意味着思想的转型,人民行动党主导下形成的国家价值观其实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体,其中既有东方中国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德治内核,同时又有西方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的法治理念,二者的相互协调、合作与包容,这样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群体都能在国家价值观的主体框架内找到适合自身要求的内容,不同利益群体在语言、信仰、种群的分歧中能够和谐共存、包容发展。新加坡独特的文化特质是以国家价值观为主体构建的,但绝不局限于此。新加坡在大胆的探索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注重展现自己作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汇点的地域特色,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整合多元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利用特色文化催生特色产业,使小国的本土文化能在世界上www.21cnlunwen.com占有一定的市场和知名度。世纪之交,新加坡又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文艺复兴城市”、“一个全球的文化和设计业的中心”、“一个全球的媒体中心”,这充分展示了新加坡一元价值观指导下的多元文化魅力。
  二、新加坡文化特质的形成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以确立基本理念为前提,以精英引导为路径,以法治为保障,以社会为动力的国家文化特质的发展模式,对于加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促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文化特质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在树立先进文化理念上,注重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文化发展贵在有魂。一国文化之魂就是指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内容,是最能体现国家文化特征的关键所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提出文化发展的指导理念时,曾经历了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向中间化的实用主义理论转变的过程,通过有效吸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民主自由传统的精髓思想,有效避免了理论和现实相脱节的二元化现象,最终形成了独具新加坡特色的国家价值观。
  应当看到,理论和现实、信仰和实践之间背离的二元化矛盾问题是当前世界所有政党面临的一项难题。迄今为止各国政党解决的共同方案就是淡化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走价值观中立化的道路,转而依靠政策和方略的科学性和灵活性来赢得民众的支持,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政党沦为短视的机会主义政党,成为选举的工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淡化自身意识形态色彩过程中之所以没有陷入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有赖于威权政体的支持,更为重要的还是人民行动党对于各种文化形态采取包容和兼收并蓄的态度,以务实精神和民族精神为核心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全党甚至全国共同的信仰追求,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至今仍能屹立于政坛的关键所在。
  相对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面,就会归于失败”[9],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号召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10];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11]。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强调根据时代变化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做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没有产生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化矛盾,使党长期执政有了重要的政治保证。   总之,新加坡建国40多年来形成了以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特质,这是新加坡迅速崛起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作为地域互为近邻、文化一脉相承的邻国,新加坡依靠理念指引、官员带动、制度保障、社会合作的文化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其中以培育国民精神为灵魂、以政德官德建设为指引、以法律法规为依归,以开放合作为动力的文化建设的具体做法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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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任浩明
  Cultural Trait Shaping Mechanism and the Inspiration of Singapore
  1. Tan Peng 2. Gao Jinping
  (1.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Hunan 410006;
  2. Party School of Changde City Committee of C.P.C. Changde Hunan 415000)
  Abstract:Singapore forms common values among citizens and accomplishes cultural industry high-speed development after its foundation because Singapore creates the state cultural trait with the core of state spirit,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way of creating cultural traits with typical state features. As the neighbor of Singapore, China shares the same culture origin with Singapore and draws experiences from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which are idea guidance, officials driving forc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oci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can be the beneficial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construction, such as: citizen spirit cultivation, political and official moral shaping, law and regulation support, open cooperation motivation.
  Key Words:Singapore cultural trait shaping mechanism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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