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形象解构《牡丹亭》的“立言神指”

论文核心提示:

 作品中柳梦梅最终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去谒见有地位的人,想借“混名打秋风”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赴考之时,柳梦梅误了时辰迟到,按理他不能再参加考试,但因与主考官苗舜宾有旧....

  摘 要: 《牡丹亭》作为汤显祖戏剧艺术的代表作,呈现出深邃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想。汤显祖在剧中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戏剧形象,以极为浪漫的情怀阐释个性解放的至情理念,传达着社会与民众对自由、生命的渴望与憧憬。汤显祖一方面用宗教方式讲述了一个“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情故事,另一方面立足现实,借剧中人物寄托自己文治武功的政治理想,并对封建科举制度予以无情的讽刺和嘲弄。作者通过《牡丹亭》彰显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 《牡丹亭》 至情理念 政治理想 科举制度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历来评价颇高。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称“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张岱概括《牡丹亭》的艺术特色是“灵奇高妙,已到极处”。[1]《牡丹亭》可谓明传奇中集“大情”者。剧本浓墨重彩地抒发了对“情”的礼赞。明末人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曾言《牡丹亭》的“立言神指”:“《牡丹亭》,情也。”[2]汤显祖以极为浪漫的情怀阐释个性解放的至情理念,传达着社会与民众对自由、生命的渴望与憧憬。
  作者大半生宦海风波的积淀,以及对社会的使命感赋予了《牡丹亭》更深的内涵,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牡丹亭》,同时也带着浓浓的现实主义色彩。汤显祖三十四岁才考中进士,并且在仕途上极不顺利。万历十九年(1591),神宗皇帝停俸一年,他谏言遭贬,到广东徐闻县当典史。万历二十六年(1598),因不满矿税,他向吏部告归。汤显祖一方面用宗教方式讲述了一个“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情故事,另一方面立足现实,借剧中人物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对封建科举制度予以无情的讽刺和嘲弄。
  一
  《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①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牡丹亭》中的“至情”是一种执著,一种挑战,一种无所谓生与死的胆识和气魄,一种因人性中的情感冲动而爆发的巨大力量。杜丽娘便是“情之至”和“有情人”的化身,汤显祖用大量笔墨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虽然身处深闺大院却有着生命激情和情感冲动,并且能为情付出生命的至情女性形象。汤显祖对杜丽娘的刻画描写,使欣赏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她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显得明丽而纯净。
  身为“西蜀名儒,南安太守”千金的杜丽娘是封建礼教和家长专制调教出来的淑女,父母希望她“略识周公礼数”,“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她的生活富足但却如一潭死水,她的生命和青春被干瘪而寂寞的岁月吞噬,无人欣赏更无人喝彩。杜丽娘“无可排遣的春情幽怨愈积愈多,决堤冲防,势所必然。”[3]桃红柳绿,燕舞莺歌,生机盎然的大自然令她心神荡漾,她的心海中掀起了汹涌的情感波澜。她忍不住唱出了千百年来女性不敢提及羞于启齿的情歌恋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个被森严家教囚禁闺阁的少女发现,她的青春生命跟这尘封的园林中的春花何其相似,她恨自己“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她深深叹息“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她唱出的是“青春虚度,春色恼人,赌物伤春”的挽歌。她情不自禁地羡慕那些“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的佳人才子,一心寻找“折桂之夫”,与之“早成佳配”。在梦中她的情郎出现了,和她一见钟情,她在梦境中宣泄长期郁积的困惑与苦闷,释放了心中所有的不快,享受着看似轻浮却十分满足的爱情。梦境如此真切,让杜丽娘无法释怀,一心只想“旧梦重来”。就这样她被情思所扰,最后终因相思成疾而逝。书生柳梦梅赴考途中投宿此庵,见丽娘画像爱慕不已,于是丽娘显形与之相会,并告知使她还魂再生之法。就这样,“情丝不断,梦境重开”,一对爱侣结成夫妻,修成正果。
  在《牡丹亭》中,柳梦梅是汤显祖寄托“贵生主情”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又一形象。徐朔方先生认为柳梦梅这一形象缺乏光彩,“他毕竟是士大夫之类的平庸之辈,这位来自现实世界的热衷功名的书生和富有理想的杜丽娘是不相同的。”[4]但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柳梦梅的爱和情,就无法成全“世间只有情难诉”的缠绵悱恻和“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的浓情蜜意。
  柳梦梅在《惊梦》一出场便倾吐出“咱爱杀你哩!”的爱情箴言。柳梦梅因为梦到梅花树下的美人杜丽娘,遂改名为柳梦梅,由此可见其钟爱的心境,“偶尔一梦,改名换字,生出无数痴情,柳生已先于梦中着意矣!”[5]《拾画》中柳梦梅卧病梅花庵,游园之时发现一只檀香匣子,打开匣子见到了杜丽娘真容,他对画中人做了种种猜测,“似是观音大士”,又似嫦娥,又感到有些似曾相识。柳梦梅可以说是杜丽娘的知己,他能赏出杜丽娘的“天然意态”,并为之赏心。他痴痴地赏画,含情地盯着画中的美人,似乎那不是一幅画,而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明明只是自己含情,他却以为是“相看四目”,以为是画中人“凭横波,来回顾影不住的眼儿睃。”他欣赏杜丽娘的诗画,“小娘子画似崔徽,诗如苏惠,行书逼真卫夫人。”这里柳梦梅的痴和狂是一种本真,是与杜丽娘的天性爱好自然相一致的。《冥誓》中他拈香发愿“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齐,寿随香灭”,惹得丽娘“感君情重,不觉泪垂”。听到丽娘乃是鬼魂时,虽不免害怕,但随后即说:“你是俺妻,俺也不怕了。”故而杜丽娘亲言“前日为柳郎而死,今日为柳郎而生”。“杜丽娘的痴情表现在美丽的论文代发中心(www.21cnlunwen.com)提供优质论文发表服务幻想,柳梦梅的痴情表现在激荡的情感,杜丽娘有幻想,故而以自己的梦境为真境,柳梦梅有激情,故而对杜丽娘的还原复生深信不疑”[6]。正是柳梦梅的情感让杜丽娘的幻想破茧成蝶。柳梦梅对杜丽娘的认识由画到魂再到人,整个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位痴情才子,一位血性男儿。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充盈着诗意的人文关怀。
  二
  汤显祖出生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他的思想中还有着儒学的成分,传统的入世思想在他身上一直有所体现。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汤显祖由徐闻调任遂昌县。他在上任之初,就着力提倡“耕”与“读”,一手抓农业生产,一手抓教育,显示了一名“循吏”的治世思路。这种思路,在他的许多诗文作品中都得到表现。如《初至平昌与苏生谈耕读事》:“杏花轻浅讼庭闲,零雨疏风一往还。新岁班春向谁手?许卿耕破瑞牛山。”“青云坊下老明经,河畔桥边处士星。不为峨眉风骨远,书声那得醉馀听。”[7]在遂昌任上,他为提倡教育和提携后学,兴建了学舍和射堂:“礼乐在平昌,诸生立射堂。”为劝励农耕,他给各家各户赠送春鞭:“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8]他在这么一个斗大的山乡,行清惠文明之政,兴修水利,除灭虎害,尽力爱护民生,由此而取信于民。

  汤显祖十几载为官生涯与杜宝十分相似。汤显祖有意识地把杜宝塑造成文武双全的官员,实际上是想让杜宝替自己实现没有实现的政治梦想。杜宝的身上寄托了汤显祖建功立业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用剧中的道白来说就是:“文武官僚立边疆”,“休坏了这农桑、士工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所,国富兵强,士农工商各得其用,这就是汤显祖借助杜宝传达出的社会理想。
  杜宝在剧中身为唐代大诗人杜甫后裔,历任南安太守、淮扬安抚使、平章军国重事(相当于丞相),文武双全,有百步穿杨之绝技。他清名惠政,恪尽职守,上忧国家安危,下重百姓疾苦,不取民间分毫,颇著声名,深受皇帝器重和百姓爱戴。他第一次登台便唱道:“一生名宦守南安,莫作寻常太守看。到来只饮官中水,归去惟看屋外山。”“三年出守,清名惠政,播在人间”。杜宝在南安太守任上,重视农耕,“缓理征徭词讼”。更难能可贵的是,杜宝有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心。劝农进村时,杜宝不但对田夫、牧童、采桑女、采茶女插花赏酒,以示奖励之意,而且将剩余食物散给父老,以示劝农之心。在他的治理下,南安一片太平景象,剧中有唱词为证:“平原麦洒,翠波摇翦翦,绿畴如画。”“月明无犬吠黄花,雨过有人耕绿野。佳话,真个村村雨露桑麻。”他还注重兴办学校和管好社会治安,受到百姓极口称赞:“官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义仓社学,无不举行。”“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百姓因此建生祠纪念。而汤显祖就给这个村子取名为“清乐乡”,其用意显而易见,这正是汤显祖理想社会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杜宝做南安太守寄托作者的文治思想的话,那么杜宝在任淮扬安抚使时的御寇退敌,则寄寓了作者未能实现的武功理想。李全的军队围困淮安城,圣旨紧急调派杜宝由扬州坐镇淮安城,以免淮安沦陷。第四十二出中,报子接二连三火速传旨的行动证明杜宝深受皇帝的器重与信任。他也果然不负所托。第四十三出他即以戎装出场,对军队喊话:“众三军,俺的儿,你看咫尺淮城,兵势危急。俺们一边舍死先冲入城,一面奏请朝廷添兵救助。三军听吾号令,鼓勇而行。”碰到寇兵截路,他喊:“冲杀前去!”到得淮安城下,他又号召:“众军,冲围杀进城去!”在这几个场合,淮扬安抚使的声调口气是那么激昂英勇、视死如归,决然不同于下乡劝农时慈祥和乐的南安太守。
  无论在社会思想还是在施政方针上,杜宝与汤显祖都十分相似,然而二人的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牡丹亭》中的杜宝由南安知府到淮扬安抚使,又到同平章军国大事,位至宰辅,受到皇帝以及有司的青睐和赞扬;现实世界中的汤显祖却由南京礼部主事到徐闻典史,到遂昌知县,到告假还乡,屡遭贬抑,虽心存社稷而终究还朝无望。无论是追求的理想,还是取得的政绩,都没有给汤显祖铺就一条政治坦途,而只是化作了玉茗堂前的雨丝风片。可见,杜宝这个人物形象中渗透着作者的从政感受,寄托了汤显祖的社会责任,这是他无从施展才华却又始终充满幻想的仕途情结而引发的矛盾心理的反映。
  三
  汤显祖二十一岁参加江西乡试,取中第八名举人。汤显祖后来回忆这次秋试说:“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留名佳丽城,希心游侠窟。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9]他已经想象着将来为国家建树勋业,然后退居林下。然而汤显祖在以后的进士考试中却屡次不第。在经历过多次科举失利之后,汤显祖对当朝科举制度的腐败有了很深刻的认识。《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形象生动地折射出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和嘲弄。
  作者用嘲弄的笔调和同情的态度,写尽了被科举制度毒害的书生陈最良的可笑、可怜与可悲。他皓首穷径,倾心八股,拼死科场。一旦落第,便丧魂失魄,生计无着,精神空虚,处境可悲。陈最良形象的突出特征是死守儒家经典的教条,僵死固执地拘泥于儒家训教的言行,这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精神受到严重摧残的畸形形象。
  陈最良“两年失馆,衣食单薄”,因此一些人叫他“陈绝粮”,可见他的贫穷状况。当听说杜宝要聘他为教书先生时,他还谦虚地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以至府门学子也拿他逗趣“人这饭,有得你吃哩”。当杜丽娘要为他的夫人“绣对鞋儿上寿,请个样儿”时,他随口就道:“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履罢了。”当他看到杜丽娘有病时,还说:“故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他为杜丽娘诊断,药方也全依《毛诗》开配。当他看到杜丽娘的棺木被劫时,立刻想起圣人的教诲:“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被李全俘获,李全让他讲些兵法,他语无伦次地说:“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不对说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将《论语·子罕》中的话混到了《卫灵公》篇中。这张口即来的“诗云子曰”足以证明陈最良在儒家经典中耗费了毕生精力,可他所获得的却只是空洞的教条。作者通过写陈最良恪守封建教义,来写他内心世界的麻木空虚,他要求杜丽娘遵守封建礼教,“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并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他的一切言谈举止,已经自觉地纳入到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中,同时他也变得迂腐不堪了。他虽然毕生致力于埋头读经,但并没有得到科场的青睐。他十二岁进学,观场十五次,结果却“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他贫困交加,衣食无着,“头巾破了修,靴头绽了兜,衫襟没了后头。”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沉痛地控诉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
  柳梦梅的科考线索贯穿全剧,他的形象在折射作者高中榜首的愿望的同时,更多的也是作者对科举制度不公的揭示和嘲弄。剧中交代柳梦梅出身旧族,是柳宗元的后代,“二十出头,智慧聪明,三场得手”。《谒遇》一出中,有一段柳梦梅与苗舜宾的对话“(生)禀问老大人,这宝来路多远?(净)有远三万里,至少也有一万多程。(生)这般远,可是飞来走来?(净笑介)那有飞走之理。都因朝廷重价购求,自来贡献。(生叹介)老大人,这宝蠢而无知,三万里外,尚然无足而至,生员柳梦梅,满腹奇异,到长安三千里近,则无一人购取,有脚不能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借助朝廷广购“饥不能食,寒不可衣”的奇珍异宝,对人却漠然置之的态度予以了无情的讽刺和嘲弄。   作品中柳梦梅最终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去谒见有地位的人,想借“混名打秋风”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赴考之时,柳梦梅误了时辰迟到,按理他不能再参加考试,但因与主考官苗舜宾有旧,柳梦梅最终高中状元。柳梦梅获取功名不是因为他才华横溢被朝廷赏识,而是因与主考官有旧。柳梦梅是个正义之士,但作者多次提到他干谒、打秋风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此种风气的盛行,这势必会引发读者的思考。柳梦梅获取功名的方式是汤显祖所不齿的,可是汤显祖这样逆向安排,在无声中增强了他对科举制度不公的抗议力度,作者通过揭露科场的黑暗掀开了官场黑暗的冰山一角。
  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欲求,就是精神方面的欲求、文化方面的欲求、“灵”方面的欲求;形而下的欲求就是物质方面的欲求、自然属性方面的欲求。汤显祖虽然受到李贽、达观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分别走向唯情和唯佛理的极端),但他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援理入情,情理兼顾。《牡丹亭》作为唤起人的本真性情的经典作品,作者用极富人文关怀的笔触,大胆张扬了人的本性中所存在的情与欲的自然和合理。与此同时,剧中又融入了汤显祖的为官感受与科举经历,寄寓他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来实现儒家文化在士人个体身上的一种体认。汤显祖通过塑造诸多极富内涵的戏剧形象,在阐释个性解放的至情理念的同时,寄托文治武功的政治理想,讽刺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一部《牡丹亭》不仅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而且是一个厚重的人生,作者通过《牡丹亭》彰显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注释:
  ①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参考文献:
  [1][6]赵山林.牡丹亭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229.
  [2]朱万曙.明代戏曲点评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23.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32.
  [4]徐朔方.徐朔方说戏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8.
  [5][清]陈同、谈则、钱宜合评.(明)汤显祖.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
  [7][8][9](明)汤显祖.汤显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450.5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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