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还是工具:试论精确新闻报道的当代价值

论文核心提示:

我们绝不应该仅仅将精确新闻报道视作技术上的某种创新形式,因为它蕴含着深广的价值意义,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尤其如此。一如其英文名称(precision journalism),既可以称为“新闻”,也可以叫做“主义”。

  [摘要]本文围绕精确新闻报道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报道的价值这一命题,以精确新闻报道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为主线,论述精确报道的方法基础及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精确新闻报道;新闻客观性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精确新闻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进入我国,迄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总体上而言,精确新闻报道的发展较为缓慢(刘保全,2004)。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探讨文章,主要集中在精确新闻报道的历史、现状、方法、写作等方面,对于其方法论及其与中国新闻报道的关系少有提及。本文希望探讨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精确新闻报道的特质?二是这些特质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报道意味着什么?前者指向精确新闻报道的方法论问题,后者则是精确新闻报道的当代价值问题,二者紧密相关。
  一、精确新闻报道的特质
  精确新闻报道(precision journalism)的定义最早是由迈耶在1974年提出的:精确新闻报道是一种用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方法来采集和报道新闻的方式,这些科学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实地试验等。
  迈耶也是最早采用这种“科学方式”报道新闻而成名的记者。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许多报纸认为,骚乱者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由于没有向上层发展或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只有采取骚乱的做法。时任《底特律自由报》记者的迈耶则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来验证这一解释。结果发现:读过大学和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参加骚乱的可能性相同;生长在南方的黑人并不比北方黑人更趋向于参加暴动。梅耶的这些系列报道为《底特律自由报》赢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精确新闻报道也因此成为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界所广泛采用的一种报道形式。
  为何《底特律自由报》的调查能够纠正社会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偏见?迈耶认为,关键在于其所采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因为“对人类来说,这些科学方法是一种对付偏见、美好的想象和观察盲点的很好的手段”(迈耶,2002:1)。
  由此不难看出,精确新闻报道的核心特质应该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呢?学者们普遍赞同以下几点(迈耶,2002;麦库姆斯,1981,罗文辉,1991;梁舞,2006等):其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受自然科学影响极大,遵循严格的程序,强调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其二,社会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间接的科学观察,可以克服记者个体直接观察所产生的错误;其三,强调数据运用,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数据要比“过去那些经过包装的猜测、吮吸大拇指空想来的危险数据要可靠得多”(迈耶,2002:2)。
  正是精确新闻报道采取了社会科学方法,其间接性、系统性以及可验证性等特点确保了新闻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因此,从新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来看,与传统报道方式相比就具有了一些显著的优势。
  精确新闻报道的这些特点,往往与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念——新闻客观性——联系在一起。所谓精确,实际上便是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坚持和强调。精确新闻报道用社会科学方法得来的“硬数据”作为新闻报道的内容,强化了新闻的客观性(郭镇之,1998;王雄,1997)。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的这种特点,哈克特等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精确性新闻是解说型新闻与追踪性新闻的一个讲究实际的亲戚,它完全强调方法和技术。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推动下,记者在采写新闻时,并不是靠简单的随意采访而是依据官方和公开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计算机辅助分析。它不是反对而是强化了盛行的客观性理念——它的准则就是科学式的中立,采纳了客观性的衡量标准。”(哈克特、赵月枝,2010:29)在他们眼中,精确新闻报道确实强化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但同时,它不过是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换言之,精确新闻本文世纪论文网(www.21cnlunwen.com)提供报道只是新闻报道的工具性的改变,并不具有价值观念意义上的革新。真的如此么?如果将精确新闻报道置于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考察之中,或许能够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二、新闻客观性:幻象还是现实?
  新闻客观性原理的产生源于这样的认识论基础——即把媒介看作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世界之窗”、“社会之镜”,换言之,媒介可以准确而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新闻客观性包含了一整套的观念、制度和操作体系,其最简单的含义就是“新闻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世界真实的情况”(麦奎尔,2006:270)。具体而言,新闻客观性在理念层面坚持真实、准确、价值、公正:在操作层面体现为一系列原则:事实与意见分开原则、证实原则、完整原则、恰当溯源原则、平衡公正原则等等(梅尔文·门彻,2003:44)。
  然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描述仍被视作某种理想甚至是幻象。如同麦奎尔的分析所揭示的,媒介被置于社会现实与受众之间,它通过提供经过控制和选择的内容,成为受众(公众)认识社会的“窗口”、“镜子”、“过滤器”、“障碍”等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媒介体制的控制、个体的偏见等纽结成一个无比复杂的社会场域,新闻最终不过是被“制造”出来的(塔奇曼,2008)。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媒介是一个规模化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机构,作为大众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而存在。媒介的实质是主体(受众)认识客体(社会现实)的中介。其二,在媒介是否能够准确反映社会现实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观点。其实质是对新闻客观性的坚持或质疑。即:由于媒介组织和媒介从业者都是受到限制的主体,媒介是否真的可以克服偏见,维持客观?
  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者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人们通过系统观察和严格实验,证实、证伪、预测客观实在。而科学哲学中的知识社会学派则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观察者个体总是处于所谓的“文化共同体”之中,无法超越“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思想和实践方式、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存在客观的判断方法,仅仅存在权力之争……的共同体的范围(共同体的接受赋予其有效性),任何结论都不能寻穿具有有效性”(内格尔,2003)。故客观性根本无法实现。
  奇怪的是,对新闻客观性的解构并未导致其丧失其合法性。如同知识社会学派中的默顿学派,他们并未彻底否定客观性,而是谨慎地与绝对的客观主义保持距离。美国媒介社会学家舒德森也持类似态度。在考察了美国的新闻业之后,他如此结论:并非因为科学内部发展了作为知识行为的体系,而是因为科学的理念和客观性的理念会在我们的文化中产生共鸣(舒德森,2009:5)。他们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科学能够提供更准确的描述?而不再纠缠于另一个问题:科学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在知识社会学派看来,后一个问题无需论证,科学无法客观显而易见;对前一个问题的追问才有价值,它隐含了这样一个推论:即尽管科学的客观性遭到怀疑,但是人们对于科学客观性的信念却延续了下来。对新闻客观性的争论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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