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镜像”与“上海想象”

论文核心提示:

  当然,这种“封闭性”在全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已渐渐瓦解。随着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移民的发生,上海人已经不再仅仅是“老上海”。外国、外地移民的涌入,缔造了“新上海,,这一群体,并不断对“上海人”的外延进行更新。作为工业化主力的“新上海”,不仅给“老上海”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4年以来上海媒体“麦兜”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阐述了香港系列动画电影主人公“麦兜”在上海报道中呈现的上海特质——“小市民”的“烟火气”与“以不自觉方式反抗工业化”的“知识分子气”。本文认为,这是上海媒体对香港在本土、殖民、民族文化张力下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的共鸣。以镜像论为基础,本文认为:上海媒体之所以强化这种“香港镜像”,是因为同样面临“封闭”的瓦解,希望通过“指认”香港描摹“上海想象”,以构成对“他者”——“乡土中国”的本能对抗。根据未上映的麦兜新电影相关报道,本文进一步探讨:在“麦兜”呈现出弱化地方共同体意识趋向的情况下,“上海想象”是否还能形成与民族主义主流意识不同的取向。
  [关键词]文化研究;麦兜;镜像
  [中图分类号]6206.3 [文献标识码]A
  与2010年动画电影相对弱势的情形不同,2009年上海动画电影的票房竞争异常激烈,
  《变形金刚2》、《冰河世纪3》、《麦兜响当当》、《马兰花》等同台比拼。其中,“香港制造”的国产电影《麦兜响当当》,在上海突出重围,上映一周平均单日票房产出在20万元以上的影院就有不下5家。(曹玲娟,2009)然而,该片在哈尔滨等地的票房则“没有那么响当当”了。这固然与影片的营销宣传情况有关,不过,也有影评人认为,这是“文化根基和心灵体验”差异造成的现象。
  (蔡东民,谭湘竹,2009)麦兜为什么能在上海取得文化共鸣?上海媒体究竟如何看待麦兜及其代表的香港文化?上海媒体为什么要强化上海和香港间的文化关联?这种关联在将来会有怎样的走向?本文试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通过对2004年以来上海媒体“麦兜”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烟火气”与“知识分子气”:上海媒体报道中有上海特质的麦兜
  《麦兜响当当》的宣传总监刘咏曾这样表述这部电影的宣传策略——“对白领女性主推麦兜office草根精神;对小朋友我们就宣传励志;对年轻妈妈我们又宣传麦太和麦兜的母子情深”。(王璞,谢金晶,张佳幸,2009)可见,“麦兜”是一个包含丰富“所指”(signified)的巨大文本。有人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麦兜”。(公子羽,2008)在各地媒体的报道中,“麦兜”被解构成了诸多精神品质的象征,如“不是低能是善良的麦兜”、“很傻很天真的麦兜”、“‘新慢’主义的麦兜”等。(“麦兜不是低能,他只是善良”,2009:晴朗,2009:“今天的职场,需要‘新慢’主义的麦兜,2009)
  不同于其他地区,上海媒体报导的“麦兜”是有上海特质的。
  上海媒体毫不避讳麦兜身上“小市民的市侩”,称赞那是与人亲近的“烟火气”(公子羽,2008),甚至标榜“麦兜是城市精神的代表,麦兜电影是励志的城市寓言”(颜静燕,2009)。上海媒体集中呈现了具有“烟火气”的“显性麦兜”。麦兜与麦太“讨生活”的家长里短,以及“大难不死,必有锅粥”、“不再出卖自己的鸡”、“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猪www.21cnlunwen.com猪肉肉”等不离柴米油盐的“麦氏俚语”,得到了诸多上海媒体的青睐。上海媒体肯定麦兜“不讳俗”的态度与其代表的“与人亲近的文化”,甚至宣称我们处在“麦兜时代”。(陈宁,2009)
  在“烟火气”背后,上海媒体最终认可并推崇的上海特质,是麦兜反工业化的“知识分子气”。尽管上海很早就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上海人也在实践中迅速“像机器一样劳动运作”,但上海人始终在精神上未能完全适应工业化,其自我意识在工业流程中萎缩,在冰冷的工业机器面前倍感渺小,体会不到温情。(龚丹韵,2007)上海媒体对麦兜系列电影“以不自觉方式反抗工业化”的“知识分子气”大加赞赏,称“麦家碧用保持20年的创作风格,反抗工业化的动画和电影”,并引用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对《麦兜响当当》的评价——“这根本就是一部文艺片”(王磊,20091王璞,et al.,2009),以示与工业化动画片的区别。在报道中,上海媒体点明了麦兜的年龄(这在4部麦兜电影中都是弱化处理的),以突出麦兜个人的成长经历与香港工业化进程的紧密联系。“1980年代出生的麦兜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行动,牢牢抓住了很多1980年代前后生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的心。他们经历了香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那一段历史进程”。(石川,2009)
  上海媒体认为,在香港的工业化环境里,麦兜“生格另类”。
  一是
  “麦兜”对城市工业化有“知识分子式”的忧虑。在“麦兜”眼中,香港工业化不仅带来了高楼崛起、灯红酒绿,也带来了旺角、大旺咀一带的“窄小的高楼,贴满街边的小广告”,带来了“那些在街头为自己微薄的积蓄悲号、在情绪崩溃边缘尝试讨回一丁点公道的人”。(公子羽,2008;陈宁,2009)工业化大潮让香港的小市民们产生了一个个虚妄的梦想——CEO、世界冠军、武林高手等,往往“一个梦没醒,我又‘得到’另一个梦”,也让小市民们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类的永恒困境——梦想与现实的冲突”。(王磊,2009:石川,2009)上海媒体曾多次转述麦兜在梦想幻灭后的一段自白——“原来有些事情,没有就是没有;唔得,就是唔得(没得到,就是没得到)。没有鱼蛋(鱼丸),没有粗面,没去成马尔代夫,没有奖牌,没有张保仔宝藏……我忽然想:长大了,到我要面对这个实掘掘(赤裸裸)、未必可以发梦、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对麦兜代表的香港小市民的遭遇,上海媒体报以怜悯和忧虑,称他们“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都是平凡人,胼手胝足的小市民,殷殷勤勤到处讲价,偶尔因贪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的小人物”,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他们的处境令人担心”。(陈宁,2009)
  二是“麦兜”在工业化大潮中能保持单纯。上海媒体转述了影片中对待工业化大潮的两种态度——“不会等,总在找机会”的麦太与“永葆少年”的麦兜。(阎云飞,2009)对于前者,上海媒体固然给予了同情,而更加推崇的是后者,因为“在这个技术不断发展与物质欲望膨胀的时代,他保持了单纯”。(石川,2009)上海媒体肯定了麦兜仅保持基本生活要求的淡泊,甚至对于麦兜身上“抖脚”这样的“陋习”,也认为他“理直气壮”——“当我不太想走动,但又不想愣在那儿时,我就会抖脚。就像蹲着那样,不想坐在那儿,但又不想呆站着,有的人就会蹲着……尽管在无风的日子,树上的叶子,地下的果子,枯叶、花瓣……蝴蝶翅膀上一粒粒阳光、一粒粒影子,大家都抖着,抖着,抖着……像跳舞一样,看见人家在抖,我也抖……其实,我没有哪儿想去,我只不过好喜欢现在这样子。”上海媒体认为这是草根麦兜坦荡荡的“诗情画意”,他“活在我们每个人心间最柔软的地方”,让上海人不自禁地想要“认真地看一看当下的生活——生活的意义,或许与名利无关”。(来颖燕,2009)
  三是“麦兜”被工业化时代抛离后依然能“对着悲哀微笑”。上海媒体在报导麦兜系列电影时,突出了“金融危机”这一“焦点时刻”,将影片中麦太、麦兜“北上”的复杂原因归结为“金融危机”,让现实中的上海人,“尤其年轻白领这一代,能从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更深

刻挖掘背后的精神寄托”。(石川,2009)“麦兜”被刻画成工业化进程中的弱势者,尽管“够认真,认真地生活;他也够勇敢,勇敢地甘于平凡”,但是总不免遭遇“认真生活与收获平凡间的落差”。(来颖燕,2009)不过,“麦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着善良和乐观的态度,这是麦兜电影一贯坚持的精神”。(颜静燕,2009)上海媒体引述了麦家碧的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单纯的人不太容易发展。我想通过《麦兜响当当》给他们一点信心,让单纯的人知道如何去面对一些困难。”(阎云飞,2009)上海媒体认为,“大人,不过是长大了的小朋友”,“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部分的麦兜,如果能因为麦兜得到一点鼓励一点祝福,或是因为麦兜的单纯善良而保持做自己的初心,也许会对这个世界有一点帮助。”(施晨露,2009)于是,麦兜的“对着悲哀微笑”成为了对抗工业化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被灌输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二、麦兜与“三个香港”:建构上海的“香港镜像”
  麦兜面对工业化的不自觉的抗争,在上海媒体看来是意味深长的。反观香港工业化的整个过程,是本土、殖民、民族文化互相浸染、角逐的复杂历史进程。所以,混杂着“烟火气”与“知识分子气”的麦兜,被上海媒体视作在本土、殖民、民族文化张力下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的香港人,抑或上海人。
  (一)麦兜与”酸甜”的本土香港
  从“本土性”(Nativeness)审视麦兜与香港,上海媒体曾这样叙述:“在‘麦兜’之后,一个并不怎么风花雪月的香港”,在“酸酸甜甜地唱”。(“草根香港酸酸甜甜地唱”,2004)在文化与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叙事逻辑中,“酸”与“甜”(毋宁说“甜”与“酸”)成为上海媒体报导本土香港的两种基本态度。
  在上海媒体眼中,麦兜的生存空间、生活习惯、受教育情况和价值观念等本土香港文化,是作为时尚让上海人向往的。影片中一系列表征香港的符号——密密匝匝的高楼、人声鼎沸的店铺、随处可见的天桥等都市空间,菠萝油、蛋挞、鱼蛋粗面等港式饮食,以及粤语、英语、国语三语教育,形成一个巨大的“产生文化认同的指涉系统(signifying system)”,深深触动了上海媒体,以至于上海媒体在描述这些香港景观时称,“麦兜最喜欢的银城中心”,“新鲜烫嘴的热菠萝面包,难怪馋嘴的麦兜会变成一个可爱的菠萝油王子”,“坐在水中的浮椅上慢慢享受冰冻饮品和西班牙点心,这样的闲适,很接近小猪麦兜的浪漫期望”。(朱崇科,张颖妍,20071“丝袜靓奶茶的五个秘密”,2009~潇潇,2008)在这些报道中,麦兜的“甜甜”生活,唤起了上海对开放后的美好未来与现代化前景的遐想。
  同时,上海媒体也报导了麦兜经历的金融风暴、负资产等经济大事——资产贬值,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经由1997年的11%急速跌至2003年的负3.4%,香港的失业率也由1997年的2.2%跃升至2003年的8.6%之历史最高。2003@ZSARS疾疫袭港,香港政府推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教育改革、公务员改革等连串政策造成失误,上海媒体称“这一时期的香港,政经情况都降到了谷底。”(严飞,2009)在这些叙述中,上海媒体是有优越感的。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有关上海也许能在未来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想象,出现在不少上海人的脑海中。对此,上海媒体是“居安思危”的。在报道中,上海媒体不忘在香港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叙述“麦兜们”梦想破灭的故事:迫于母亲的希望,麦兜拜香港第一个奥运冠军李丽珊的师傅黎根为师,但学到的不是滑浪风帆,是早已绝迹的“抢包山”;为了让儿子能拿到奖牌,麦太太写信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希望将“抢包山”列为比赛项目,在香港申办亚运会时再次积极行动,但最后香港却选送了“掷蛋挞”为比赛推荐项目;2000年,李丽珊再次冲击奥运金牌失败,亚运会主办权也由一个香港人从来没听过的国家夺得……“麦兜们”梦想破灭的辛酸故事构成了对香港工业化主流的批判,以及对虚高的本土意识的反讽。
  (二)麦兜与”失去”的殖民香港
  在目睹香港遭遇工业化发展瓶颈的情势下,不少香港人流露出一种“认同失去”的“末世情绪”。这被上海媒体认为是2004年香港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在报导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时,上海媒体评论,“获得影评人好评的《麦兜菠萝油王子》、《柔道龙虎榜》、《旺角黑夜》等等,不约而同都流露出一种世道衰落的情绪。”(“香港金像:缺乏悬念的符号”,2005)面对曾经的亚太地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香港人对英殖民下的繁荣念念不忘,不甘于丧失自身的优越感,对被殖民者的身份“持有暧昧态度”。(张宗伟,2008)在香港人的意识里,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历史的终结,意味着“香港既有文化身份的丧失”,难免本能地产生对身份转换的迷惘、恐惧和拒斥。(石川,顾涵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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