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论文:生态民主的挑战性意蕴

论文核心提示:

 人们也许依此认为,笔者在此阐述的生态民主并不是对自由民主制的激进偏离,而仅仅是一种激进扩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考虑所有受影响者的利益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原则。笔者对此的回答是,生态民主是一种后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民主,而且只能通过对既存自由民主制的规范性理想的内源性批评来实现。。。。

  摘要:生态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视域,其新颖之处和生态意蕴在于,风险性决策中的参与或被适当代表机会应该扩大至所有受到影响的群体,包括阶级、地理区域、民族和物种。我们所熟悉的民主概念的这种生态扩展,旨在成为包容性的和普遍性的,以兼容环境正义支持者、风险社会社会学家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家。可以说,生态民主也许最应理解为一种为了受影响者的民主,而不是由受影响者构成的民主。就此而言,生态民主提出了重大的道德与认识论的、政治与制度的挑战。其道德层面的挑战在于,它通过力图将民主考量扩展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限性的共同体,其认识论的挑战在于,它要求那些能够参与民主审议的人类成员探求有意叉的、可操作的和低成本的方法,来代表那些程度不同地不被充分知晓的或无力代表自身的他者(即未来数代和非人类其他)的利益。
  关键词:生态民主;审议民主;道德与认识论;政治与制度;“被排斥的其他” 论文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1)04-0001-14
  一、生态民主:一种新视域
  让我们从探讨非常简单、但却极富政治挑战性的生态民主这样一个新视域开始,它基于如下我们并不陌生的原则:所有那些受到某种风险潜在影响的人,都应有机会参与到或有适当代表处在造成这种风险的决策之中。贯穿这一构想始终的是如下的道德论点,即个人和共同体不应该被置于可规避风险的境况之中,除非预先得到他们充分掌握信息基础上的自愿同意(笔者在此仅限于指“可规避风险”,而不包括基本不牵涉人类机构责任的自然环境灾难)。当然,笔者不是说,所有受到风险潜在影响的人必须都事先达成一致,是否继续进行某种带来风险的活动,因为这并非总是可行的(对于大规模人口来说)和可能的(对于未来代际人类来说)。但笔者想强调的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对于那些参与对他人有着风险的决策的代表们来说,必须做到好像所有受影响者都在场、充分知晓和能够提出反对性意见一样。果真如此的话,它将鼓励一种厌恶风险和关注风险的不公平分配的取向,也就是可概括为的生态民主的“双重挑战”。
  初看起来,这种民主构想并没有什么新的或生态的内涵,因为它与试图把那些受到潜在影响的整个宇宙纳入风险评估的审议民主和世界主义民主理想有些类似(尤其是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理想和戴维•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民主)。然而,这种构想的新颖之处和生态意蕴在于,它伴随着如下论点:风险性决策中的参与或被适当代表机会应该扩大至所有受到影响的群体,包括阶级、地理区域、民族和物种。我们所熟悉的民主概念的这种生态扩展,旨在成为包容性的和普遍性的,以兼容环境正义支持者、风险社会社会学家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家。事实上,生态民主也许最应理解为一种为了受影响者的民主,而不是由受影响者构成的民主。因为,有资格使其利益在民主审议和决策过程中得到适当考虑的群体(比如青年儿童、婴幼儿、尚未出生者、或非人类物种),总是比那些实际能够参与其中的审议与决策者要多得多。由于一种理想的生态民主必须总是必然包括着这种代表性向度,而它向哈贝马斯对规范性正当性(normative validity)的程序化解释提出了一个直接挑战——“依据话语原则,只有那些得到潜在影响者准许的规范才能是正当的,只有后者参与进了理性话语”。考虑到缺乏交往能力的大量主体,笔者的生态构想用“就像”代替了“只有”。哈贝马斯对道德正当性的程序化解释基于如下道德原则,即理想化的个人不应该受到那些其尚未给出充分知情基础上的自愿同意的规范的约束,而这一原则来源于康德关于所有个人应该作为目的本身受到尊重的理念。笔者的生态阐释基于一种后康德主义和后自由主义的理念,即所有处于不同境况的他者应该受到作为目的本身的尊重,并作适当调整以体现这种更广阔的道德构成。当然,很多非人类他者无法做到对建议的规范给予许可或同意;然而,假定它们好像在场是一种机制,使得人类机构能够考虑非人类他者在满足人类需要之外的生存利益。与哈贝马斯的构想不同,批判的生态构想认可代表权在民主过程中的极端重要作用。实际上,这将成为笔者批评哈贝马斯理论的主要基础。而且与自由主义不同,在把“自己生存、也让其他生存”的道德原则扩展到更广泛生态共同体(可理解为一种没有时空中断的连续体)的所有成员的过程中,笔者的批评试图避免对他者(人类或非人类群体)的一种纯工具主义立场。
  这种对人民的不再依据人口与领土的重新概念化,向传统的民主概念提出了挑战,而后者预设了依据人口与领土而言的某种形式的封闭性。笔者的(生态)民主新视域声称认为,就与任何导致潜在风险相关的决策来说,相关的道德共同体应当理解为受影响的共同体或处于风险之中的共同体,它们并不是由共同的护照、国籍、血缘、种族或宗教而是由受到某种特定决策伤害的潜能连接在一起,而且并不一定是以同样的方式或程度。比如,对于一个修建大坝的建议来说,处于风险中的共同体可能是相关流域中的所有生态共同体,而不受制于国家之间的行政边界。而对于一个核反应堆建设来说,处于风险之中的空间共同体或许是半个星球,横跨着大洲与海洋。从时间向度说。这种共同体可能延伸到几乎无限的将来,涉及无数的人类代际。对于一个需要释放到环境中转基因组织的建议来说,处于风险中的共同体可能是充满变数的和时空不确定的。在上述例子中,受影响的共同体都包括现在与未来的人类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系统。不仅如此,这些共同体的边界很少是确定的或固定不变的,而是更多具有边缘不确定或正在消失的时空区域特征。
  生态民主的新视域声称提出了复杂的道德的、认识论的、政治的和制度的挑战。其道德层面的挑战在于,它通过力图将民主考量扩展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限性的共同体——因而其成员已很难能够做到相互认可,而放松了对基于康德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推理和公民权概念的道德认可的要求。在这方面,生态民主包容但却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理想——基于对每一个人尊严与价值的尊重,公开承认非人类其他和人类与非人类共同依赖的生态共同体的尊严与价值。
  生态民主新视域声称的认识论挑战在于,它要求那些能够参与民主审议的人类成员探求有意义的、可操作的和低成本的方法,来代表那些程度不同地不被充分知晓的或无力代表自身的他者(即未来数代和非人类其他)的利益。它试图通过追加政治托管者概念而增添一个新的政治代表权层面:政体内部为那些生活在政体之外的人群、未来代际与非人类物种的利益说话的个人与团体。
  生态民主新视域声称的挑战也表现在政治层面上,这是因为,它主张人类个体自治的实现(包括财产权的运用)需要符合生态标准:行为者理当为带来风险的活动负责,他们必须在一个开放与批判性的交往环境中随时准备(虚拟)接受潜在牺牲者或风险承担者的质询问责。总之,基本要

求是,风险制造者——无论是私人财产拥有者还是公共当局——必须能够以潜在风险承担者可以真实或虚拟接受的方式辩护其活动。未能向受害者和/或其代表提供可本文世纪论文网(www.21cnlunwen.com)提供以接受的辩护意味着,生态风险活动不应该作为一种环境正义行动而实施。这种举证负担的颠倒对于工商界和政府具有十分深刻的后果影响。
  生态民主的新视域声称还是一种制度层面上的挑战,因为,它并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视为对道德意义上共同体的必然性约束。这向自由民族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提出了一个直接挑战,后两者都认为,民主自决的适当场所是以民族国家的文化、情感和领土边界为限的民族共同体。相应地,它提出了创制更加灵活的民主程序的必要性,以便能够涵盖复杂而多变的生态难题构型以及它们所影响到的人类与非人类共同体。
  本文力图阐明,审议民主是服务于生态民主这一新视域声称的最好手段,尽管它并非不存在任何难题。笔者将首先概述审议民主的直觉性绿色诉求,然后将讨论与实现这种理想相关联的道德、认识论、政治与制度挑战。
  二、审议民主的直觉性绿色诉求
  由于对现存的自由民主制的不满,许多绿色政治理论家都转向了审议民主制。审议民主的主要吁求是,它回避私利行为者之间在市场上进行战略性讨价还价或权力交易的自由主义范式,而倾向于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就价值与共同目的问题进行无限制的平等审议的新范式。那就是,与自由民主制下经常发生的被扭曲的与战略性的政治交往相比,不被扭曲的和关爱他者的交往被认为是更容易带来对公共利益(比如环境质量)的谨慎保护。公共利益激发的政治审议是这样一种过程,我们从中学会对其他(和环境)的依赖,学习对处于不同境况中他者(包括未来代际与非人类自然)的认可与尊重。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公民可以有意识地创造一种共同生活和共同未来,其中包括支撑着我们人类存在的生态系统健康与整体性。
  审议民主拥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雅典时代,而且包括着长期以来的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和最近发生的批判理论中的革新,比如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确定关注生态风险的审议民主模式的理想与诉求的三个相互构建性特征:不受限制的对话、包容性和社会学习。
  其一,不受限制的对话。对话应该是不受限制的或自由的要求,指的是只有那些得到辩护的论点才能获得对对话参与者的支配地位。这就要求,对话参与者必须为他们的建议、保留或拒绝提出适当理由,以便公众对反对性声称进行检验与评估。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自由或不受限制对话的要求是话语理论首先要面临的问题。那就是,交往理性的依据是那些可以理性地评估其建议真理性、个人诚实性和规范正确性的声称。依此,话语的潜在目标——相互理解——可以在“更好论点的非强制性力量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参与者被利益考量而不是理性论点(比如,被或明或暗的力量、欺骗、贿赂、演讲者的权威与地位而不是演讲内容)所主宰、或者只有有限时间来对认定事实或建议规范的意义与后果进行审议的话,对话将变成受限制的和被扭曲的。自由对话的要求当然也包含着公开性的需要。当信息被控制或虚假信息盛行时,对话是受限制的。同样,当建议规范的受影响一方被拒绝对话中的参与权或适当代表权时,对话也受限制的。
  其二,包容性。审议民主主义者都把不偏不倚作为审议性对话的根本性要求,因为审议的关键是消除那些过度偏向性的或私利性的论点而支持那些所有人可以接受的论点。然而,鉴于如今对公正思考可能性的广泛怀疑,包容性观念或扩大化的思考,也许可以更好地描述参与者有可能达到的关爱其他的取向(同时可以回避关于不偏不倚可能性的争论)。扩大化的思考——或汉娜·阿伦特称之为的“代表性思考”(representative thinking),指的是一种想象的代表境况,他人的立场与情景体现在我们对所建议规范的构建、辩护和比较过程中。这种包容性概念来源于更根本性的尊重他者自治的道德规范。话语民主主义者认为,如果要达成与他者的一致意见,个体必须以他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辩护其建议的规范。正是这一机制确保审议不会得出极端自私性的论点而是普遍性的结论。
  其三,社会学习。审议民主的社会学习向度产生于参与者必须保持其思考开放性与灵活性的要求,产生于他们进入公众对话前已准备好通过理性辩论来改变其偏好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自由或不受限制对话的重新叙述,依此,参与者可以做到由于最具适当合理性论点的力量而不是额外的利益考量改变其立场。然而,这一特征也往往被辩护为审议民主的最大优势或力量之一,即它的教育与社会学习潜能。审议者一方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使得他们可以面对新环境、新信息和新论点做出适应性强与可以自我矫正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审议民主被认为是对利益聚合性民主模式(比如投票或民意调查)的最合适替代选择,从而实现反思性的或生态的现代化。由于后一模式只是导致个体偏好的附加而不是偏好拥有者之间的任何沟通或辩论,它只是包含着有限的反思性学习潜能(当然,在利益聚合之前也可以进行审议,这里的对比仅限于指审议性/交往性和非审议性/孤立性的偏好形成之间)。
  可以认为,审议民主的上述三个特征——不受限制的对话、包容性和社会学习——使其特别适合于应对复杂而多变的生态难题与关切。尤其是,这种模式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局部或既存利益之上,因而使得公共利益的环境关爱成为一种正常美德,而不是以自我中心的理性行为者世界中的一种英雄壮举。它要求对有关权利声称的反思性、自我纠正和公共检验。这种来自不同处境中他者立场的批判性检验与质询,对于抑制和逆转哈贝马斯所指称的“政治的科学化”是至关重要的,哈贝马斯依此来描述普通民众日益把系统决策的领域转让给技术精英(比如,科学的、职业的、公司的和官僚机构的精英)。②对规范声称的持续批评与公众检验——包括体现在科学声称之中的规范,使技术性职员、政治家与公司领导人的假设、利益和世界观暴露和服从于全面审视成为可能。在风险评估领域,审议模式将导向一种更长期的、包容性的和厌恶风险的取向,而不是事后处置以减少损失的方法。这种态度立场将由于人们的如下追问而必然发生:所有那些受到建议的风险活动潜在影响的主体——贫与富、公民与外来人、当代和后代,如果他们充分知晓其潜在后果的话,会同意接受这些风险活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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