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 -少年事件处理法

论文核心提示:

台湾地区新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正制度实施至今已逾十年,本文忠实地记录这十余年来笔者所亲身经历的每一个时刻。所有的顿挫与突破都显示出一个新想法的落实。数字会说话,受处分或受刑少年人数从十余年前的两万余人下降至现在的九千余人,这种奇迹是所有参与这两个制度运作的人的功绩。不过,少年虞犯方面,不仅是重心从药物滥用移转到逃学逃家,而且人数也暴增到千名上下,再加上2009年大法官释字664号解释,又对虞犯少年的处遇下达了极大的限制,这些情势都意味着改制后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本文再度呼吁停止制造人性条件,愈多的负面列表愈代表了对于少年成长的愈多的桎梏。虽然无法要求每个少年都能成为永劫回归中无声的第十二个钟响中的新生儿,但是至少给他们一个再度回归时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关键词]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法庭;矫正学校;少年犯罪


  新的少年司法与矫冶制度是于1997年尾付诸实施的,当年的成人被告人数为192,214人,而有罪人数为151,077人,与此相较,2006年的成人被告人数为173,720人,有罪人数则为150,378人。估不论详细的成人的犯罪内容,仅以此数据而言,可以说在这十年间,成人犯罪的情势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事实上除去媒体起哄与政治操作所产生的细微变化外,十年间成人犯罪的现象是呈现平稳横向推移的倾向。
  与成人犯罪现象相比较,少年非行的现象则呈现出明显的异变。1997年时,全部的调查人数是23,080人,除审理不开始的4,608人外,逆送到检察官处的有1,736人(包含绝对逆送与相对逆送),而付诸审理的有24,785人(包含前年未处理完毕的案件)。但是新制度实施十年后的2006年资料显示,调查人数降到14,263人,而虽然审理不开始的人数没有多少变化,维持在4,286人,但是分母数(调查人数)的降低,正代表了审理不开始人数的实质增加,不过更明显的变化应该是逆送人数与审理开始的人数,前者降到仅剩279人,而后者则是降低到10.354人。简而言之,虽然调查人数的降低并不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但是逆送人数仅有十年前的六分之一,而审理开始的人数则是降到十年前的五分之二的程度。从有罪人数方面,亦可获得同样的观察结果。1997年的有罪人数为23,096人(其中保护事件有21,902人,刑事案件为1,194人),与此相较,根据2006年的统计,有罪人数是骤降到仅剩9,073人(其中保护事件为8,734人,刑事案件为339人)。这些数据都不是一口气降下来的,其毋宁是以稳健的速度逐年降低,至2004年时下降速度渐趋平缓,维持横向平稳推移的状态发展至今。
  此外虽然刑事案件均为有期徒刑,但是保护处分方面,则有内容上的区分,而从保护处分的内容观察,可发觉虽然配合上述的非行情势的趋缓而在绝对数上有降低的现象,但是在分配比率上,这十年来其实是仅有些微的差异而已。1997年训诫与假日辅导人数为10,080人,保护管束的人数为9,712人,而感化教育(辅育院收容)的人数则为1,092人。而到了2006年时,训诫与假日辅导为3,234人,保护管束为4,428人,至于感化教育(辅育院与矫正学校)方面则为467人(社福机构收容方面,这十年来都维持在150人左右)。大体上都还能维持10:10:01的比率。这种比率或许是同心圆的渐层结构所无法突破的一线。
  虽然这十年来,少年非行情势逐渐缓和,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虞犯人数的增加。台湾自从采行现代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后,虞犯少年的人数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大约都维持在200人左右,而最主要的虞犯原因则是毒品以外的迷幻物品滥用。在新的司法与矫治制度施行后的前几年,这种倾向也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2000年起,虞犯人数突然开始增加,2001年时虽然仅缓增到326名,但是2003年时急遽增加成929名,2004年达到最高峰的1,221名,其后虽然连续三年缩减到800余名,但是仍维持高水平,且于2008年冲到第二高峰的1,182名。最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的虞犯原因虽然是毒品以外迷幻物品的滥用,但是现在则变成逃学逃家。
  在以上的情况下,最令人在意的应该是再犯率的问题。如上所述,虽然这十年来调查人数有下降的情形,但是审理不开始的案件所占比率增高,而受处分及受刑少年人数则是以超越调查人数的降低比率的程度急速降低。亦即,这几年来受刑或受保护处分的少年是犯罪者中的“菁英份子”。如此一来,若按研究者所主张,大部分的犯罪都是由少数的非行少年所为,则这些菁英份子的再犯率应该急遽增高才对。不过这并不是事实。
  1997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其再犯率是27.51%,保护事件的少年的再犯率则是18.30%。与此相对比,2006年刑事案件少年的再犯率是31.25%,而保护事件的少年再犯率则为24.71%。确实再犯率有增高的现象,值得当局重视。但是以严选的菁英份子名号而言,这种再犯率可以说是名不符其实。要知前者是22,000名非行少年的再犯率,而后者则是9,000名非行少年的再犯率。虽然平均的再犯率逼近三成,但是这种成绩已经是可以当成正面评价新制度的资料。
  最后,必须加以分析的是调查人数下降的现象。在全件移送与全件调查的原则下,调查人数的下降可以说是代表了少年非行情势的好转。如果没有这种情势,则缓和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应该是很难被实现,可能在制度实施后不久,即遭受政治压力与社会非难而天折。虽然就长期而言,少年非行情势的好转可部分地归功于司法以及矫治体系的努力,但是这绝非唯一的,或甚至决定性的原因。则真正的原因何在?
  首先可以考量的是犯罪并没有真正减少,只是当警察在执法的态度上有所转变时,会被移送到少年法庭或法院的少年人数自然会减少(暗数增多)。亦即,因为移送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是由警察所为,所以只要警察改变态度,则调查人数自然会降低。问题是到底警察有没有改变取缔的态度。
  笔者认为这十年来警察对于非行少年的态度,并没有转趋宽容。这件事情由最近几年警察对于虞犯采取了较不宽容的态度一事,亦可查知。近年来少年警察逐渐脱离刑事警察体系,不仅是在组织上独立成一个单位,甚至于在累计业绩时,也仅能拿少年非行的揭发等来计算点数,这应该是造成虞犯人数骤增的原因之一。在有需要开发新的案源(虞犯)的情形下,甚难想象警察会放过原先所能掌握的案源。现实上,最近少年警察是不断加强与学校方面的联系(主要是方便掌握逃学少年),且增加特定区域巡逻与不良少年登记等活动的密度。这些都不是“宽容”的态度。至于一般警察方面,在没有上级指导的情形下,也很难想象基层警察会自主性地放宽对于非行少年的态度。从而,警察态度应该没有多大的变化,其对非行少年人数的降低一事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其次可以考量的是少年总人口的减少。1997年的少年总人口数为226万人,而2006年时,则降低为193万人。亦即,现在的少年总人口数已经减少到十年前的七分之六。不过,虽然有减少,但是降低的比率绝对比不上调查人数的降低比率,如今的调查人数只有十年前的二分之一强而已。因此少年总人口数的降低绝非非行少年人数降低的主要原因。
  第三可以考量的原因是有关毒品的修法动态。台湾于1998年修订了相关法律,将毒品犯罪相对地非犯罪化、非刑罚化,所以可合理怀疑正是因为这种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修法导致少年非行总数上的急遽下降。确实在新制度尚未激活的1997年,少年犯罪中毒品犯罪少年有4.104人,占整体的17.77%(仅低于窃盗,而窃盗有11,516人,占49.86%),而一年后的1998年,毒品犯罪人数骤降,仅剩896人,占整体少年非行的4.6%,当年有罪非行少年总人数下降了大约3,500人左

右,南此可见这个下降趋势确实导因于毒品犯罪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政策。不过,隔年的1999年起至今,毒品犯罪的人数都是在250人左右飘摇,对整体的非行情势可以说是失去了影响力。所以毒品政策的改变虽然有一时性的效果,但却无法解释十年来持续下降的现象。
  以上较表面化、技术性的原因都不是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原因时,若欲理解少年非行趋势的减缓,则似乎必须寻求更根本的原因。
  首先,应该不会有人认为这十年来台湾的少年突然变得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台大校训),所以大家都开始不犯罪了。其次亦同样荒谬的论调是认为台湾社会整体环境变好,所以少年都不再犯罪。成人的犯罪情势并没有改善,所以若云整体的社会环境改善,基此犯罪减少,则应该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说词。
  如此一来,较有可能的解释即仅剩下空间式的社会控制的加强一项而已。亦即,既然非行少年的发现与移送大部分均有赖于警察的活动,而警察活动的范畴被限缩在一般社会,则应该有些要素导致实质上在一般社会中活动的非行少年于数量上大幅度的减少,以致警察没有多少对象可以取缔。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可以合理怀疑近十年来台湾政府致力于实施防止就学年龄的少年中辍或逃学的政策是导致非行少年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此再加上社福政策中亦可看到所谓的高风险家庭早期介入与援助的政策的落实,两者互相结合,成功地将有问题的少年“锁进”学校与家庭中(或谓将之从司法政策对象转成教育与社福政策的对象)。所以纵或警察大力扫荡典型的街头犯罪,也无法提升移送的案件量。在其它犯罪类型所占百分比均走横向推移或下降趋势时,典型的街头犯罪,亦即伤害罪,却一枝独秀地在所占百分比上持续增加(由1997年的6.58%起逐年增加,到2006年时为19.94%,2008年更高升成20.71%。增加的还有妨害性自主罪,不过绝对数太少,影响不了大局),这证明了警察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也表示了其“败北”之处。此外,警察亦把取缔虞犯的重点置于逃学逃家的案件一事,亦间接地证明了警察系统与家庭、教育系统间的拉锯。
  据以上所论,应该可以大胆推测,台湾少年非行的数量会减低的原因在于:一、出生率降低少年绝对数减少;二、大部分的少年都被锁进家庭与学校;三、警察大力侦办街头犯罪但仍无法提高绝对数;四、少数被送进司法与矫治体系的少年在受处遇时又被送回家庭与教育体制中;五、少年司法与矫治体系成功地压制了“犯罪菁英份子”的再犯率。更重要的是,虽说少年犯罪是成人犯罪的预备军,但是以上的策略的落实,并没有使得成人犯罪的情势变环。
  当然,以上的环节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则这十年的努力,即有可能在一夕之间变成泡沫。如前所述,以同心圆为结构的少年司法与矫治体系,是以人际关系的修复与自信回复为处遇指导原则,在此原则下,尊重其它体系的运作,形塑出复杂的、互相抗衡的局势。在同心圆结构下,所谓的其它体系主要是指家庭与教育体系。因法不入家庭(除家暴事件以及家事给付金外),而且影响家庭制度的因素过于复杂,所以家庭制度应该不是个短期间可加以外力操作的对象。不过,同时其也是个较偏向于闭锁性的系统,只要持续适度的加码(支持),应该可以维持一定的稳定度。与家庭制度相异,国家或社会对于教育系统的干预则是简单而且强力,而其较为开放或易受刺激的性质,也导致其不稳定性。如此一来,若说会发生破局,则应该就是从教育这个环节开始。
  台湾地区于2005年废除发禁,亦于2006年于教育基本法第八条中规定禁止体罚。虽然仍未能改变偏重知识灌输的教育现象,但至少在生活教育方面,已经放弃规训而展现出实施“教育”的决心。不过,根据人本教育基金会2008年所发表的调查资料显示,接受访谈的国中学生中有31.33%表示曾遭受体罚,而71.62%的国中有体罚现象(原因大半是学业不符合要求以及行为违反不得喧闹、迟到等规定),至于发禁方面,接受访谈的国中生中有70.13%表示学校会检查头发,而九成的学校会检查头发。大体上教师仅会对桀骜不驯的学生体罚,但体罚不会有效果;当特定对象纵或遭受体罚其仍反复地不服从教师指令时,教师维持秩序的权威会遭到质疑,此际教师的权威必须靠一些一视同仁的禁令的执行,例如发禁来加以维持,而发禁仅是表征出教师与学生“阶级”不同的高压规训手段而已。
  假若这种教育系统的状况不能改善,则难保教育系统不会借势将尚未准备好的劣质少年踢出系统,将之置于一般社会中,且透过通报中辍的机制,将讯息传递出去。而这些少年应该也很难逃离社会中的监视系统,进而透过少年警察的活动被移送到司法与矫治系统中。其后,被人潮挤爆的司法系统又因为没有得接受其转介裁定的平台,且被其它系统所排除的少年亦无任何资源以供增加司法处遇时的复杂程度之用,于是司法处遇失败,少年被移送到矫治系统。于矫治系统中,收容人一多起来,势必采取单纯的管理模式,于毫无机会进行真正的处遇的情形下,收容期间结束,少年再度被抛弃到一般社会中。不断的循环与保护的机制,在这个阶段会变成不断循环的淘汰机制,同心圆结构于此将会崩溃,奇异的十年的经验必定会成为一个过去的美好神话而流传下去。这应该是新制度的最大隐忧。
  这种崩盘的征兆,出现在2008年的统计资料中。被家庭与学校放弃的逃学逃家少年,由家长、校方或透过少年警察队大量地被移送到少年法院及少年法庭,而不胜负荷,且对家长、学校不负责任态度感到愤慨的少年法官,终于向大法官会议提出释宪声请。大法官在受理释宪声请案后,以异常快速的脚步,于2009年7月末公布了释字664号解释。
  “大法官释字664号解释”以人身自由的保障是重要人权的内容为由,宣告了将逃学逃家虞犯少年收容于少年观护所或对其处以感化教育处分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相关规定,因为对于尚未犯罪的少年施以拘束人身自由的处遇,违背比例原则,是属违宪,据此终结了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中施行了将近四十年的“错误”,重新宣示了人权保障的至高价值。大法官同时亦认为逃学逃家虞犯的定义并不明确,应修法加以改正。
  由“释字664号解释”的内容可知,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们虽然不是采取激烈的虞犯废除论,但是却也明确地立于保护处分限制论的观点,适用宪法上的比例原则质疑了现行矫治处遇的合宪性。
  虞犯的定义本来即是蕴涵了颇高的规范性判断的成分,僵硬的法律用语,有时无法将虞犯的意涵适切地表达出来。但是如果大法官说这种的规定有不明确之处,则立法者应该勉力针对虞犯的客观事实、虞犯性的认定标准等,进行修订的工作,而这并不是件困难的书情,只要按照现行的实务将原先的规定予以重行安排与类型化即可。问题的重点在于矫治处遇(保护处分)的限制。这些被送到少年司法领域的少年,正是被家庭、学校放弃(恶意遗弃)的少年,如今大法官要求把这些少年归还给家庭与学校,试问放弃教养责任的家庭与学校会欣然接受这些少年吗?在第一圈的保护义务者放弃自己的责务时,大法官的解释仅是宣示这些少年唯一的归处就是充满了犯罪吸引力的社会大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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