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 -少年事件处理法

论文核心提示:

台湾地区新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正制度实施至今已逾十年,本文忠实地记录这十余年来笔者所亲身经历的每一个时刻。所有的顿挫与突破都显示出一个新想法的落实。数字会说话,受处分或受刑少年人数从十余年前的两万余人下降至现在的九千余人,这种奇迹是所有参与这两个制度运作的人的功绩。不过,少年虞犯方面,不仅是重心从药物滥用移转到逃学逃家,而且人数也暴增到千名上下,再加上2009年大法官释字664号解释,又对虞犯少年的处遇下达了极大的限制,这些情势都意味着改制后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本文再度呼吁停止制造人性条件,愈多的负面列表愈代表了对于少年成长的愈多的桎梏。虽然无法要求每个少年都能成为永劫回归中无声的第十二个钟响中的新生儿,但是至少给他们一个再度回归时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关键词]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法庭;矫正学校;少年犯罪

一、前言
  
  1997年年底付诸实施的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至2007年底已经届满十年。回想当初因为旧瓶新酒,就制度中的新旧元素间的调和即花了无数的精力,不过除了内耗外,更令人担心的是外界的非难与不合作的态度,内外压力交集之下,短短数年间,不仅是风雨不断,甚至原先的战力中亦有人不断求去,一时之间,曾令人产生干脆放弃改革回复原状的气馁心境。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即可发觉实在应该庆幸在这十余年间仍有一些坚守岗位的实务家,通过不断的努力,集结稀有的社会资源,倾注于新的制度,令这个新的尝试得以在风雨飘摇中稳健成长,并脱离了严罚主义的笼罩。
  仅以数据而言,虽然犯罪的绝对数量是个耸动的、具有主观的社会性说服力的数据(较会受到人口绝对数的影响),但估不论此,仅以较为客观的犯罪人口比率为根据,就可以发觉情势的转变,相较于十年间成人犯罪人口比率仅由10,000人中92,94人次降到81,11人次,少年非行的人口比率则是由10,000人中95.76人次骤降到45.72人次。这不仅是世界中少见的创举,而且在宽严并济的旗帜下一片荒腔走板的台湾刑事政策的局势中(例如三个月犯罪零成长或六个月内改善治安等政策),可以说是唯一的奇葩,也是一个不受政府高层支持、青睐的刑事政策奇迹。
  虽然很难以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何会有这么辉煌的成果,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原则所创造出来的场域,则所有的实际原因都会因为没有表现的舞台而随即消逝。1997年时所设计出来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并不仅是排除了以往的严罚倾向而已,其更彰显出一个以往的刑事政策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期待。
  换言之,虽然以往的刑事政策有循环的倾向,例如严酷的身体刑之后是较为宽松的具教育倾向的自由刑,而矫治思维退潮后,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正义模式下的自由刑与无孔不入的社会监视,但是1997年所设计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并不是以过往的、浓稠的国亲思想下的温情主义代替当时的严罚倾向,这种温情主义会在爱的司法的名义下展开过度绵密的矫治计划,而不管是严格的处罚抑或绵密的温情,这些都是一种规训,一种形象的创造,正如同身体刑、自由刑间的变化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一样,严罚与温情间的变化亦是对于“政治的生”的一种操控的表现而已。基于这种反思,1997年所创造出来的制度是一个尊重多元力量的相互抗争以及展现出活生生的生命跃动的混沌,不以一个超越的、超然的理性予以规制,反倒是仅以复杂的、无方向性的系统维持住所有的生命跃动迹象,并适度减轻其间的矛盾、冲突,或更进一步地促成多样的可能性的制度。
  法律这个制度基本上应该是利用法律语言的暴力将复杂、矛盾的社会事实解释成一个可以用较为简单的原则予以理解的法律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而形塑出符合绝对的、普世的公平正义要求的解决方案。但是反于这类的传统论述,这个新的法律制度是以法律的语言确保了非法律的世界,亦即其是存在于法律与非法的细缝中的特异存在,所以才说这是一个新的期待。
  撇开绕口难懂的哲学论述,以通俗的法律用语而言,如不忌讳误解,这个制度不外是一种另类的不干涉(hands-off)主义的实践。亦即,相信社会中的自愈能力,尽可能不处理轻微的犯行,对于严重的犯罪,亦是以人际关系的修复以及自信的回复为重心,仅提供处遇对象一个自力救济的能力培养机会而已。所有的道德训诫、真理传述等,在此制度下都是一种荒谬。
  本文的初稿曾发表于2007年9月在京都举办的日本龙谷大学矫正讲座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经增删后已刊登在该校的定期刊物中,不过一方面这是篇日文的文章,而发表的杂志于日本国外亦难以得手,另一方面论文发表后,关于虞犯的部分有了新的发展,所以在再度施以增删后(减少介绍性的部分,增加理论方面的论述),翻译成中文,发表于此。
  制度实施已逾十年,最近台湾的“司法院”拟着手进行通盘的修订。虽然本文于行文上不甚符合笔者以往的风格(本文仅单纯地记录历史,而无多少批判倾向),但为敦促当局重视这十年来努力的成果,希望“司法院”不要更动难得已经确立下来的基础,所以仍羞愧地以一般人轻易即可得手的方式,表达笔者的企求。以下先透过台湾现行制度成立经纬的介绍,说明制度的概要,然后一方面铺陈近十年来光鲜亮丽的成果,另一方面亦指摘出隐藏在少年非行现状后的问题点,藉此对台湾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的未来寄以期待与厚望。
  
  二、现行制度的成立经纬与概要
  
  台湾地区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治制度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式成立。于1954年7月,“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现在的“法务部”)在教育与保护已取代严罚与威吓成为国际潮流的宣言下,委托以台湾大学林纪东教授为首的“少年法项目小组”来研拟符合时代要求的少年司法制度。而这个法律研拟小组亦于极短的期间内,在翌年的1955年12月向“行政院”提出少年法草案。这是台湾地区现代型少年法的肇始。纵或这个法案其实仅是当时日本少年法的翻译,但是一方面没有美国强而有力的干涉,另一方面在当时台湾社会的紊乱状况下,事实上此法亦难以付诸实施,所以这种先进的立法是没有可能毫无修订地即通过保守的“立法院”的审议。果真在1962年,“立法院”在冗长的审议后,将“少年法”改名为“少年事件处理法”,删除第一条的目的规定,于名称与目的上削减福利法的意涵,而强调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性质,并斥退设置与地方法院同级的少年法院的建议,改采与地方法院刑庭相同组织地位的少年法庭的体例,允许地方法院刑庭法官兼任少年法庭法官,最后亦将具有福利意涵的“保护处分”改名为管理训练意义明确的“管训处分”,令实质上是刑庭法官的少年法庭法官掌管刑事案件与管训事件的审判与审理(与日本法制不同,当时台湾已经规定在逆送案件的情形,检察官于搜查后,应向少年法庭起诉,所以少年法庭是同时管辖刑事案件与管训事件)。而台湾的少年司法即在这种诡谲的气氛中所订立的符合“国际潮流”的基本法律下,展开了现代历史的第一页。
  其后,这个法律在没有付诸实施的情形下,就被忽视了十年。在此期间,政府根本没有致

力于促成少年保护与增进少年福利的任何措施,而仅是一头埋入保安处分制度的建设。
  1967年,台湾地区制订“少年辅育院条例”,并根据这个条例设置了收容保安处分(感化教育)少年的闭锁式设施。而此三所辅育院与1922年时即已设置的少年监狱合并起来,台湾地区终于完成了对少年施以刑罚以及保安处分的物理性设备。当然根据“少年辅育院条例”所规定的处遇内容,比诸保护与教育,毋宁更类似于监狱中的行刑处遇。根据该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辅育院内的生活管理虽应采学校方式进行,但更应着重军事化管理。而条例第四十条亦规定,辅育院内的教育应首重道德教育,至于知识教育(补习教育)与技能教育(职业训练)等,都仅为辅助性处遇。这个道德教育又是以公民训练、军事训练、体育活动以及劳动服务的方式进行。不仅如此,少年监狱中的处遇亦是以职业训练以及监所作业为主。最初少年仍会参与监所作业,其后才改成仅参与职业训练,但不论是监所作业抑或职业训练,都无法赶上时代的脚步。在新竹少年监狱被废止前,其是全台湾地区唯一硕果仅存的铅字印刷厂,但是因为所印刷出来的成品过于粗劣,所以仅能供官方使用(亦即所谓的官用制度)。
  就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时台湾地区最初的“少年事件处理法”被付诸实施。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完全放弃了保护主义的色彩,在“教罚并济”的虚伪宣言下,虽号称教育,但实质上却仅是保留了刑罚与管训处分(刑法中所规定的作为保安处分的一种的感化教育,则因“少年事件处理法”的公布实施而停止适用)于处遇严苛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不论是司法抑或处遇的层面,几乎都全部倾向于严罚主义。而这种严罚的倾向一直到二十几年后的1997年为止,仅受过一次的挑战。
  1987年,许多担当一审以及二审司法工作的法官以及观护人在第十届司法业务研讨会中,发声质疑当时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治制度仅是一种小型的刑事法制度而已,其建言这种制度应该加以修正。表面上“司法院”接受了这些质疑,并于1991年向“立法院”提出“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正草案,但是这个修正法案事实上不仅是无法撼动矫治体系,甚至连司法方面亦不过是微调了一些法条方便实务运作而已,根本没有将研讨会中的建议纳入修法的考量内。
  在这种情势下,笔者于1993年接受某立法委员的委托,与几位第一线的律师与法官结成新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起草团体,以从新体认的保护主义的观点出发,展开了长达五年的起草以及“国会”议事折冲之途。在这五年间,“立法院”在未经过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意外地十1997年5月通过了“少年矫正学校设置及教育实施通则”,并于“新少年事件处理法”公布实施的1997年12月的一年半后正式付诸实践。
  笔者于“法务部”研拟这个通则的草案时,虽然曾经给予过意见,但是因为这个草案整体而言过于创新,所以从未期盼能通过“国会”的审议。不料,对于“重要”法案从不费心审议的“立法院”积习,竟然间接地帮助了新矫治制度的诞生。而这个通则所设置的矫正学校正是为了实现新的少年司法制度所不可或缺的机制,其于矛盾的展现与机会的赋予方面,几乎是少年司法制度的翻版。此通则废除了少年监狱与少年辅育院,对受刑少年以及受保护处分少年原则上不采区分的观点,一律给予相同的处遇,但同一时刻又在原有的戒护领域中插入教育的元素,适度地增强了处遇方面的复杂程度,且亦于课程以及生活方面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抒解压力、回复自信等的数种机制。
  其实不论是少年司法抑或少年矫治制度,其均受“少年事件处理法”第一条目的规定的拘束。新“少年事件处理法”第一条除隐喻地主张对于健全育成的少年的自发,陛外(“自我”成长的强调),并限缩成人的干预方式(限于调整成长环境与人格矫治),藉此表明成人的干预目的不在于决定少年的未来,而在于保障其多样的、不确定的自主发展,并确保国家或社会所能付出的适度支持。
  为实现这个目的,整体的法制度是以处于危机状态的少年为核心,首先强调与少年处于最亲密关系中的保护者与教育关系人士的援助责任,只有在这第一层的援助体制无法发挥作用或能力不足时,由国家的司法以及矫治行政所形构出来的第二层援助体制才会发挥作用。当然此际如有必要,则第一层次的中负有较高法律义务的保护人,亦会成为国家所为处遇的对象(亲职教育)。作者称此渐层式进展的处遇设计为同心圆结构,在此结构下强调各层次的处遇必须尽可能纳入所有相关的要素,适度地将处遇内容复杂化,除此之外亦应于细致的处遇流程中提供抒解压力、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机制。
  为发挥以上同心圆结构的处遇效果,新法体制一方面强调全件移送与全件调查原则,以确保入口机制的健全,另一方面亦设计了完善的早期转介与中期、后期转介机制。详言之,首先先借着全件移送与全件调查的程序,尽可能减轻社会或政府机构中现实上存在的,而且是少年司法制度所未能监视到的淘汰机制的恶害,让需要援助的非行少年能够得到适当的处遇,其后针对所能掌握到的非行少年,于提示其所需的援助后,尽可能将之还给社会或第一层的保护圈。所以在审理的初期与中期,应该尽可能考量不付审理的可能性,充分尊重保护者、教育者以及其它社福机关的处遇能力。而当进入审理的后半段时,亦仍应留意将少年移送社福机构的可能性①。不仅如此,因为台湾的少年司法亦处理少年刑事案件,所以新的制度于设计上即尽可能加强使刑事案件再度回流到保护事件处理程序的可能性,当然表达出不区分刑事案件与保护事件一律同一处理的本意的终极表现即是矫正学校的设置。透过矫正学校的制度伴随着收容的保护处分与少年的自由刑之间,除处遇的浓稠度的差别外(自由刑方面难免会较偏重于戒护与生活管理,再者亦有假释、累进处遇、收容年限届满时的移监等特有的问题),两者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异。
  于时序性地展开同心圆结构时,因为于各阶段均增加了许多以往不存在或被忽视的元素,为防止诸多力道间冲撞所产生的矛盾导致制度运作上的障碍,于设计制度时也适度调整了诸力道间的关系。例如为防止法官意见的独大,所以规定当法官不接受观护人的处遇意见时,应于裁定书中写明理由,藉以确保司法与社会福利间的对话可能性。再如协商式审理的设计。这是一种圆桌式审理的实践,当少年不否认事实时,法官可不制作裁定书,而以审理笔录代之,藉此可节省文书作业上的繁琐,而将精力置于围绕着少年的诸种关系的调节。此外,虽然制度上尊重现实上存在的诸力道间的矛盾,欲藉此而真实地呈现少年所处的境遇,但是当某种力道会拥有极大的力量将处于同心圆核心地位的少年排除于体制外,令其丧失所有的立足点时,制度即应该将这种特殊的力道予以排除。据此,新的体制仍旧维持审理(审判)不公开的原则(仅在少年或其保护者要求开放时,才会公开审理、审判),除保障辅佐人的作用以及鼓励保护者的参与外,得旁听的人仅限于少年的亲属、学校教师以及从事少年保护事业的人,至于被害人以其相关人士的参与权则不予以保障。与此相对应,矫正学校内的处遇,虽然鼓励校外参观以及恳亲会等的召开,但是却仍维持一定程度的闭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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