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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里亚对封建刑法的质疑和批判

论文核心提示:

贝卡里亚之《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贝氏对封建刑法进行了质疑,批判了封建刑法的不合理和落后,以罪刑法定反刑罚之随意和擅断,以罪刑均衡反刑罚之残酷,从而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刑法体系。  关键词: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封建刑法

论文关键字:


  “贝氏的观念代表了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刑法的各种要求的再概括:一套新的为刑罚合法理由辩护的制度,这种再概括,可以视为对封建司法擅断的反对。但对贝卡里亚提出的学说适用范围远远超越了18世纪。实际上依照贝卡里亚的观点。刑罚和刑法达到了公正客观极限。”这是对贝氏刑法思想意义的评价。而贝氏之思想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贝氏在对封建社会刑法进行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刑法体系。
  
  一、批判当时法律的落后和不合理
  
  “一位在1200年前曾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君主。授命编纂了古代一个征服者民族的法律。而后,这些法律同伦巴第人的习俗混杂在一起,并包容在充满私人所作的含混解释的典籍之中。这些法律残余形成了至今仍被欧洲大部分地区称之为法律的传统见解。卡尔布索沃的见解、克拉洛所提到的古代习惯以及法里纳奇抱着狂暴的得意建议实行的折磨,成为那些本来应当诚惶诚恐地主宰人们生活和命运的人所深信不疑的法律,这在今天同样是一种不幸。”贝卡里亚在开篇就展示了他的解构精神。在这里,他首先提出了当时的法律和习俗的混合。以及私人的解释,还有卡尔布索沃的见解,克拉洛的古代习惯。法里纳奇抱着狂暴的得意建议实行的折磨使罗马的查士丁尼的法典发生了很多变化,且违背初衷。变成了人们的“不幸”。“我们翻开历史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问公约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些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封建社会国家本位思想下,刑法仅仅是工具。他在《宣誓》、《耻辱》、《庇护》、《悬赏》、《决斗》篇中,都对传统法律知识或习惯进行了批判。
  随着产业和哲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真理,国家之间也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法律方面的进步却显得落后。尤其是在刑事法律方面,很少有人涉足,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考察了残酷的刑罚和不规范的刑事诉讼程序并向其开战,几乎整个欧溯都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立法问题。”当时的法律“把冷酷变成了一系列合法的惯例”,使“受到残酷的愚昧和富奢的怠情宰割的软弱者在吞声饮泣;对于未经证实的或臆想中的罪犯所徒劳滥施的野蛮折磨正在变本加厉;不幸者最凶狠的刽子手使法律捉摸不定。以及监狱的日益阴森恐怖。”所以这样的法律不能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贝卡里亚看到了这些法律的愚昧和落后。所以以“那些愚昧而鲁莽的俗人所不具有的风度”向那些“公共幸福的领导者”勇敢地揭露这些“保留着野蛮世纪痕迹的法律”的弊端。
  
  二、以罪刑法定反刑罚之随意和擅断
  
  在封建刑事法律关系中,人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人是手段而国家是目的。这就筑就了刑法的品性是以维护国家统治利益和社会秩序为价值导向。以牺牲个人权益和自由为实现路径。人权保障在这种刑法环境下只能是奢侈之谈。所以贝氏提出要把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作为一种武器来反对封建刑法的擅断和专横。
  贝卡里亚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他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这就是贝卡里亚的罪刑法定原则。
  贝卡里亚强调“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也就是对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刑罚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是为了防止司法擅断。“法律”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物质载体,如果没有这种物质载体,而由司法者来决定。则会导致司法的擅断,使公民的命运捉摸不定,权益不能得到保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也就是说从形式的角度讲,如果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外以任何借口,包括“公共福利”这种借口,对公民施加刑罚,都是不允许的。在《关于公共秩序》中,贝卡里亚对于法官和警察的职责进行评价的时候,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但是,这些官员如果不是根据公民手中法典所确定的条文进行工作,而是口含天宪的话,那么,他们就为伺机吞噬政治自由的暴政开放了门户。”
  贝卡里亚还主张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必须法定化。在《关于债务人》中,贝卡里亚对罪过中过失和故意。轻过失、重过失等进行区分,同时还认为,这种区分也应该由法律进行区分,而不是法官:“但是,应该由铁面无私的法律来区别这种轻重过失,而不能靠法官做危险无端的权衡。”
  贝卡里亚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倡,是为了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保护。法律条文是罪刑法定的载体,是罪刑法定的前提,没有成文法支撑的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是一条名存实亡的原则,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应该有其文字载体。贝卡里亚亦道:“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成文的东西,就绝不会具有稳定的管理形式。……如果不建立一座社会契约的坚固石碑,法律怎么能抵抗得住时间和欲望的必然侵蚀呢?”用法律文字的形式表达了那些是公民不可为的,对公民的行为作出规范,使公民对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有种预期。
  有了法律的规定,公民在没有禁止的范围内行为,就享有自由,任何人不能干涉,从而也保护公民的权益。正如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的《犯罪的分类》篇中进一步的阐述:“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是一条政治信条。它本应得到人民的信任,本应得到廉正地守护法律的、高尚的司法官员们的宣扬;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这是对人的一种正确的补偿。因为他已经牺牲了每个感知物所共有的、在自己力量范围内做一切事情的普遍自由。这一信条培养着生机勃勃的自由心灵和开明头脑;它为了使人们变得善良,赋予他们一种无所畏惧的美德,而不是逆来顺受者所特有的委屈求全的美德。”所以必须用法律的形式,保证刑罚的确定性。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学者认为的,文字为载体的形式合理的法律的作用:“清晰的权利边界要求与表达明确的法相对应。立法活动须围绕权利边界清晰化这一根本任务而展开。以理性化、系统化以及高度可预测性为基本特征的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最能符合上述要求。”
  贝卡里亚生活在一个典型的理性反对蒙昧、人权反对神权、自由反对专制、科学反对迷信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人们有一种普遍地对自己权利、自由的关注和欲求;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在当时的法制领域

自己正处于因法律不确定、司法专断而不断被权力机关侵犯的时期,因而,反对司法专断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性欲求,而只有消除司法擅断才能保护公民自己的权益。所以贝卡里亚批判法官利用刑法实行罪刑擅断。任意侵犯、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他从社会契约角度切入,站在人的角度,以保护人权为中心,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对掌握公权力机关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
  所以可以说,罪刑法定是深受中世纪刑罚权无节制的扩张和滥用之苦而做出的价值选择,是追求自由和人权的结果。贝卡里亚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也是基于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思想和心理强制说。根据自然法思想,人天生具有很多自然的权利,比如自由、平等等,这些权利应该受到保护,而代表社会“普遍意志”的君主的法律就能保护公民的权利。但在当时由于司法擅断,公民的这些权利不能得到保护,所以,根据三权分立的思想,法官就不能超越司法的范围,侵犯立法权。从而保证刑罚的确定性,最终保护公民的权益。
  
  三、以罪刑均衡反刑罚之残酷
  
  贝卡里亚认为:“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利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这就是罪刑均衡原则。作为贝卡里亚刑事法律中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者杨兴培认为:刑法中的基本原则能够全面的反映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和协调性;能够有效地制约刑事司法,保证执法的统一性和严格性。而罪刑均衡原则则更能体现这些思想,从对严刑酷罚的限制上,保障刑事的科学性和人道性。
  当时,意大利刑事司法是极端残酷和野蛮的,没有把人当人对待,刑法的野蛮性和残酷性达到了顶峰。残酷的刑罚对那些与封建统治或者宗教思想相左的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异端审判之下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被迫害致死。比如,布鲁诺由于他的泛神论、他的原子理论和他的奇迹反对论,被送进了宗教裁判所,于1600年受火刑而死。塞维图斯是血液小循环的发现者,因为拒绝三位一体说和预定说,于1533年被绑在火柱上慢慢烧死。哥白尼因为日心地动说于1616年被宣布为异端。伽利略因其天文学和物理学于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后客死他乡。对于这种把刑罚当成统治工具的目的,福柯就一针见血的评价道:“严刑峻法是一种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刑罚包括自然的惩罚和对等的肉体报复,并含有政治迫害。在专制和不平等社会,犯罪被认为不仅仅是对受害人的侵犯,也是对君王权威的挑战,因为政治上的强权维系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此:专制制度下的刑罚在自然惩罚之上加上了政治压迫和威吓,刑法也就演化为一种工具。而不是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刑罚完全是为了统治服务。不可能是出于贝卡里亚提倡的目的:预防犯罪。保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刑罚“度”的限制也显然是空谈。
  针对这种残酷非人性的刑罚,贝卡里亚进行了控诉:“一个并不为所欲为的政治实体平稳地控制着私人欲望。难道他能够容忍无益的酷政为野蛮和狂热、为虚弱的暴君当工具吗?难道一个不幸者的惨叫可以从不可逆转的时间中赎回已经完成的行为吗?”“综观历史,目睹由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怵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使或容忍成千上万的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返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采用刻意设置的手续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犯罪,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就把他们指为罪犯。谁能不浑身发抖呢?”
  惩罚有限,而公正和人道无界:“确实,人们都希望法律能够保障社会制度。但人们同时还希望法律能够促进公平。即使法律能够减少暴力行为,人们也希望它在公平的基础上得以适用。”刑罚要实现公正和人道。就必须和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均衡。西塞罗就说:“惩罚的程度应该和违法的程度一样。”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就写到:“无论政府温和或酷虐,惩罚总应当有程度之分;按罪刑大小,定惩罚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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